来源：医学界

作者：朱雪琦

医生生涯的转折点

2011年大年夜，是张瑞平（化名）医生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那是他在医院工作的第三年。他是上海一家二级甲等医院的心内科医生，在呼吸内科轮转时，他碰到了一位呼吸衰竭的患者。

尽管已经过去了9年，但是张瑞平依然清楚的记得当晚发生的事情。患者的情况突然恶化，张瑞平作为值班医生，建议进行气管插管，因为是有创操作，患者家属不同意。反复沟通后，仍然没能说服家属。当晚，患者救治无效身亡。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诊疗的细节已经模糊。但是张瑞平记得，患者的病史确实存在漏洞，因为是大年夜，上级医生反应也不够快，副高级和正高级的医生都不在。当时病区没有氧气面罩，需要到其他病区去取，也耽误了救治的时间。

这些都成为了患者索要赔偿的“把柄”。患者家属的远亲在区卫生局工作，张瑞平认为，这让他们熟悉医院处理类似纠纷的套路，“那就是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意反复扯皮。”

最后，没有正式的投诉和起诉，医院提出免除四五千元的治疗费用，患者写了谅解书。

虽然科室被罚钱，平摊到每个医护身上也就几百块，但这次医疗纠纷让张瑞平意识到，如果发生纠纷，医院并不会保护医生。

张瑞平还记得辞职前一年，一位心衰患者在医院跳楼自杀，尸体落在二楼一个平台上。当时是他从二楼的窗户爬出去，把尸体搬了进来。虽然医院在救治过程中并无过错，但是家属依然不依不饶，要求赔偿，事情闹了很长时间。

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张瑞平感到，“在医院3年时间，虽然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是好相处的，但是只要你1000个里面碰到了一个，就够你受的了。”紧张的医患关系让他的压抑感一点点积累，大年三十的这场纠纷发生后，张瑞平动了强烈的辞职的念头。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年，张瑞平本应晋升主治医生。当时，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一万元左右，又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本没有任何理由辞职。但是纠结了近半年时间，第二年夏天，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他下定决心，提交了辞职申请。

医院对类似纠纷的处理态度尤其让张瑞平失望。“在和患者打交道时，我们是弱者。医务处的处理逻辑是，在医生吃小亏的情况下摆平纠纷。”医务处曾经劝张瑞平，反正也就罚几百块钱，无所谓。“但是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我是很压抑的，甚至觉得屈辱。”

“医生需要自我保护，多做检查，用药趋向于保守，出于保护性的目的，病史也写的很复杂，实际上对于诊疗过程毫无用处。”张瑞平直言，在医院里，医患关系的紧张体现在方方面面，而这些都让他感到很疲惫和失落。

他向“医学界”举了个例子，一个病危的患者，如果家属看起来像是会闹事的，医生会每天和家属谈话，每次谈话都要留有文字记录。“上午写一个已告知家属病危，下午再写一个，一天写两三次，实际上没什么用。但是如果真的要打官司，至少病历上能体现，医生已经充分告知了病情的严重。”

当医生一两年后，张瑞平在潜意识里会给患者分个类，哪些看起来容易闹事，在诊疗过程中，就会增加一些本不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而这些，都背离了他当初从医的初心。

麻醉医生弃医从法

麻醉科医生力涛（化名）同样因为医疗纠纷辞职。而且，辞职后，他研习法律，拿到法律硕士学位，直接转行到了医院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

15年前，力涛是河北一家二级医院的麻醉医生，那是他做麻醉医生的第9年。他仍然清楚的记得，2005年8月20日上午，一名10岁男孩因为扁桃腺手术被送进手术室，开放液路时，由于男孩较胖，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没什么穿刺经验的我尝试扎了一次，成功了。当时我还有些沾沾自喜，却不知这是男孩不幸的开始。”

麻醉后不久，男孩对肌松剂琥珀胆碱敏感，出现了异常心动过速、高热惊厥、二氧化碳蓄积等恶性高热症状。经全力抢救，虽保住性命，却成为了“植物人”。

这对男孩父母来说是个不能接受的结果，他们向医院“讨要说法”并最终上诉到法庭。

这件事摧毁了力涛专业上的自信心。曾经，他在麻醉时自信满满，意外发生后，他感到自己是井底之蛙。“我想起自己在面对恶性高热时，是多么的无力，我感到整个人都垮掉了。”

力涛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随后的几次手术麻醉也莫名其妙变得磕磕绊绊，他只想逃避工作。男孩父母来医院“讨说法”更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很同情这家人，“一想起当时男孩父母揪心的状态，我就不由暗骂自己的无能。”他对“医学界”回忆。

在长达4年的诉讼中，力涛越来越感到身心俱疲。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北京某司法鉴定机构以没有常备恶性高热特效药“丹曲洛林”为由鉴定医院存在过错。力涛说，恶性高热发生率只有1万5千分之一，“丹曲洛林”又比较昂贵，所以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常备，当时在中国大陆，仅北京协和医院一家医院备有“丹曲洛林”。

一审按照这个鉴定意见判医院赔偿82万元。二审发回重审，虽然力涛和医院对鉴定和判决结果非常不满，但因为同情患方的不幸，男孩在ICU仅医疗费就花了31万多，最终还是接受了补偿45万的调解协议。

赔偿主要由医院承担，分担到个人身上的很少，但是医疗过错的鉴定结果，力涛始终耿耿于怀。

医疗诉讼的第2年，力涛就动了转行的念头，他当时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管医生有没有错，都要赔偿。“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合理的鉴定结果对医院、医生产生的影响”，他说，这成了他最后下定决心辞职，并且研习法律硕士的初衷。

在医患之间，没有强者

2001年，张瑞平刚刚考上医学院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放弃医生这个“铁饭碗”。那时候，关于暴力伤医、医患纠纷的报道还很少。医生群体的口碑不错，医生这个职业，和法官、金融从业者一样，都是好工作的代名词。

现在回头看，当年医学院毕业的同班同学，有一半左右已经转行，有的卖起搏器，有的自己开公司，也有的跳出医疗圈，卖保险或者卖汽车去了。在张瑞平看来，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学生，不会因为考不了证放弃这个职业，“不做医生，大多都是因为在医院里的发展不符合自己的预期。”

2017年，“医学界”曾对医院人才流失情况进行过分析。调研显示：接近75%的医生都有过辞职的想法，在辞职的原因中，医患关系紧张在工作强度、薪酬收入之后，位居第三。此外，73%的医生认为医患关系比以往“日益恶化”、近9成医生认为医疗体系是医患冲突最大的责任方。

张瑞平现在在一家医疗数字营销公司工作，对于当年辞职的决定，他并不后悔。在他看来，因为医疗体制畸形化的医患关系，短期内不会改善。

力涛的执业时间比张瑞平更久，从业13年后，他在中年选择了转行。2009年考上法律专业硕士时，力涛已经35岁。

毕业后，力涛成为了一名专门调解医患纠纷的法务人员，他在河北邯郸一家医院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2012年后，每年他要处理三四十起大的医患纠纷，二三十起小的纠纷。9年时间，他处理的医患纠纷已经超过了500多起。

他认为，进入2000年后，中国的医患纠纷才开始愈演愈烈。“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医生群体在社会上处在一个弱势的舆论地位。”他认为，因为医疗资源配置的失衡，医生成为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

一开始，因为从医的经历，力涛在调节纠纷时，完全站在医生和医院的立场上，现在，和很多不幸的家庭打过交道后，他尽量站在医患双方的立场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毕竟，在医患之间，没有哪一个是强者，保护医生，也同情患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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