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十分陌生，疫情期间无比熟悉的居委会，究竟是种怎样的存在？

夏夏记不清这是主任第几次对她灵魂拷问了。

“诶呀，你们这种小年轻一个月挣不到四千块钱，天天开着好车上班，连油钱都不够，图什么啊？”

往常，夏夏就当没听见，但那次她忍不住顶嘴：“您别说了，但凡我想明白了，我都不会再继续干。”

2020年6月份，夏夏考入北京某县区别墅区居委会，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来这儿之前，她在某公司做新媒体运营，因为婚后想找个不加班，离家近的工作，报考了家附近的居委会。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份想象中的“闲差”能逼得她深夜冲着老公嚎啕大哭。

“你是不是也觉得，居委会里都是戴着红袖章，东家长西家短，解决狗打架的大妈？”这是夏夏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在她进入居委会工作前，也没想到她报考的这个居委会，学历基本在本科以上，除了居委会主任40多岁，其他人大多在35岁以下。虽然钱少，没有编制，但报考居委会人数依旧很多，录取比例在10:1左右。

防疫、换届、创建文明城市、人口普查，或者是哪户装修声音太大，草坪狗屎太多，下水道堵了，垃圾桶脏了，都是夏夏的工作内容之一。

当然，如果疫情出现，其他工作都要为其让路。

今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12点多，夏夏接到疾控中心派单，小区内有一位次密接需要送去酒店隔离。

原本，准备次密接者的相关材料，联系好用车，上门通知居民转移即可。

但夏夏打了10多遍电话都无人接听，她去居民家敲门，卧室的灯却随着门铃和拍门声识趣的灭了。等待近2小时后，屋里的主人见夏夏还在坚持敲门，怒喊：“我凭什么现在去隔离！等我睡醒再说！”

类似的派单，夏夏10天内处理过1000多单。按照第一责任制，区疾控中心派单给组织部，组织部分给街道，街道再下派至居委会。不论派单上的人是否属于自己负责的小区，都要用专门的电话系统联系对方，详细询问姓名、现住址、近期活动轨迹、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疫苗打了几针？核酸做了吗……之后，根据对方提供的现住址判断是否需要转到其他居委会。

如果派单上的电话没打通，也必须至少再打3次以上，然后把整个过程写进备注，这样一个派单才算完成。

那次派单，最终折腾了3小时后，完成了次密接者的转移。夏夏准备睡觉时，已经是凌晨4点，3小时后，她又得起来准备小区的全员核酸

核酸检测，用夏夏的话说，除了捅嗓子眼儿是医生来，其他的我们都干。

“我们”指的是居委会连同主任在内的10人。

早上6点左右，防护服、口罩、鞋套、消杀用品清点备齐；然后把桌椅、台账、遮阳棚搬到检测场地摆好；接着迎接一车又一车的医生，领试管、咽拭子棉签，拉好一米、三米的警戒线，维持排队秩序、录入身份证信息……

晚上8点，等全部居民完成核酸检测后，收拾场地、把核酸检测试管转运到实验室、清点物资，查漏补缺，最后是比对数据，这也是最“心累”的地方。

比如，昨天核酸检测人数是6000，今天如果是5000，那1000人就需要一个个电话追过去问，你在哪里？为什么没来做核酸？是去其他地方做了吗？

晚上12点左右，一整套“规定动作”完成后，夏夏脱掉防护服，抖落被汗水贴在身上的衣服，静静走进黑夜。

那段时间，她每晚回到家，都会嚎啕大哭。

“我老公以为我被人打了，问是谁动的手，他去给我报仇，但哪有什么人打我呢，只是一天好几百的派单，不停的全员核酸，比对数据、写报表要到凌晨一两点，我总害怕自己漏了什么，压力太大了。”

等疫情结束就好了，就不忙了？

你错了。

社区工作者们的日常，主要围绕自己负责的条线来。

这些条线包括但不限于，卫健、人社、司法、环保、民政、党建、宣传、城管等，每个人基本上要负责2—3个条线。

夏夏刚到居委会时，负责的条线是教育，需要定期为社区居民组织文娱活动。那一个月是她入职居委会两年半中，唯一感受过早9晚5的日子。因为从第二个月开始，她便被派到小区门口站岗，核查健康码。

“其实当时我就在想，我不是社工吗？怎么变保安了？那是我第一次想辞职。但是后来干时间长了，我发现是我眼光狭隘了，我哪是保安啊，我还得干保洁。”

夏夏口中的保洁，指的是社区工作者们逃不掉的考验——创建文明城市。

创城，落实到居委会需要做的事情，大多与社区环境的整齐、整洁、宣传度有关，再落到夏夏身上，她直白的说出了2个字：找茬。

“路面不能破损、园区不能违建、路上不能有死了的树、要捡街道上的垃圾、扒垃圾桶看分类是否正确、用自制铁钩掏下水道、小区内每50米一定要有一组精神文明宣传海报，尊老爱幼，节约粮食、使用公筷都算。”

如果被检查组判定为不合格，就会进入三年之后又三年的循环中。

因此，夏夏和同事们也常开玩笑称，检查创城的人仿佛“渣男”，你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

除了创城外，夏夏也赶上了人口普查。

首先，正式入户前，第一步要先做建筑标绘。辖区内只要上有顶、下有底、周围有墙的建筑，都需要标注是否有人居住，几人居住。

然后做入户调查。建筑物里有多少户，一户多少人，分别几男几女，多大年纪，详细到了解这家人每个人都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

之后就是长表抽查，这也是最“社死”的环节。因为社区工作者需要对被这些被抽中的人再做一次更为详细的信息调查。比如，职位、年收入、家庭财产。

夏夏所在的社区属于高端住宅区，不少政府领导、企业高管、外籍居民、当红明星都是她要拜访的人，而这些容易令人敏感且反感的问题让她吃了不少闭门羹。

外籍华人问她，这是隐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企业高管瞥她，请你联系我的律师。

当红明星皱眉，我让我经纪人联系你。

夏夏也无奈，“其实我问人家这些，我自己都尴尬，但只能硬着头皮上。”

夏夏把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不少“同行”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除此之外，来自居民们各种“个性化”的需求也让夏夏一声叹息。

比如，有居民到12345投诉，小区新修的地砖颜色太土，不符合国际社区的风范，要求更换颜色；有居民要求，核酸检测队伍按照上班族、外籍居民、宝妈、老人分别开设不同队伍；还有居民被弹窗了，气势汹汹要求居委会立即帮他恢复……

“好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我提给居委会的问题，他们不解决。其实不是我们不解决，是没有解决的权利和条件。说白了，居委会作为最基层的组织，很多时候只能上报、等通知。”

夹板气，几乎是每个社区工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拿防疫来说，在做核酸检测时，如果居民忘记带身份证，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就需要手动录入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信息，耽误时间和效率。夏夏为此曾提醒过一位忘带身份证的大姐。

但这位大姐当即盯着她说：“你们应该的，谁让你们干这个的。”

还有居民明知自己从中高风险地区回来，但就是不配合居家隔离。夏夏和同事出示相关政策文件，希望得到对方理解，但等来的却是一句：“你们要不要脸，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其实我也理解，居民骂我们或者贬低我们都是自我情绪的宣泄，因为跟他面对面说政策的人是我，他只能跟我发脾气，但有时候听到这些话，真的伤人。”

这些emo的时刻，夏夏不敢发在朋友圈，不敢告诉父母，除了小心翼翼的记在日记里，她找不到其他发泄的方式。

正在值班的夏夏

我截取了今年夏夏日记中的一部分，或许可以感受到她在这份工作中的无奈与无助。

1月1日：本来想新年第一天，放松心情陪陪家人。结果电话微信从早上9点到现在没停过，明明是休假却比上班还闹心。如果可以，我想立刻扔了（电话）谁都别找我，想起去年的今天虽然停休在站岗，但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累，2022，以糟糕为主题开场了。

3月10日：还有3个月我干社区工作者就两年了。这两年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但凡跟人打交道的工作都是一种精神折磨，所以我更想去养猪了。

3月12日：工作这两年我流的眼泪，遭到的谩骂，受到的委屈比我前27年加一起都多，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图啥。但是不干了我又觉得我没有出路。

4月9日:疫情又来，再一次让我陷入崩溃边缘，吃顿饭都吃不踏实，永远离不开手机，哪怕坐车都要回消息导致我晕车干呕，双腿发软回到家还是不能休息，继续远程办公。

4月25日：今天北京很热，穿着防护服不透气，里面衣服都湿透了，一层水汽，脱下来的一瞬间感觉冷风给我吹得发虚。好不容易坚持到结束，带了一天口罩发现脸过敏严重了，又痒又疼。我现在不想再熬发了请假休息，没有得到回应。我不想这样没意义的坚持。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结婚后找个事儿少、离家近的工作，结果离家确实是近，但是事儿比我家猫毛都多。

夹板气的另一头来自上级们的推诿与轻视。

夏夏曾经就疫情防控政策向上级领导请示。比如，以前中高风险地区是按照14+7进行居家隔离，但现在变成了10+7，她想知道如果有居民在14+7的过程中满足10+7，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解封？

但上级永远不会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最可能得到的回复是：你自己看政策是怎么写的。

有时“夏夏们”也会抱怨，10个人要对接上千户居民，或者提到自己又被谁辱骂，但上级常挂在嘴边的话只有2句：1、我们就是要奉献；2、这活儿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每次听到这些，夏夏总是在想，奉献，究竟是什么意思？钱少、活儿多，被指着鼻子骂却不能还口就是奉献吗？

后来，她逐渐明白一个道理，在居委会工作，某种程度上，无尽的奉献和不停被试探的底线，是一回事。

加入居委会工作的第二年，夏夏被查出甲状腺结节，妈妈总催她去复查，她总是没时间。

五一前，夏夏又连上了一个月班没有休息。老妈无意间问出的一句“怎么了”击穿了她最后的心理防线。

“你知道，平时再苦再难你都特别绷得住，但当你妈问你一句怎么了的时候，真就彻底崩溃了，我把发生的所有事都跟我妈说了，我妈只回了一句话，立刻辞职，不要再干了。”

其实，除了甲状腺结节外，在居委会工作这两年多，夏夏体重涨了15斤，例假紊乱，抑郁情绪严重。5月6日，她提出离职的那天，居委会刚做完一轮为期3天的核酸检测。领导觉得她或许是累傻了，让她先休息几天调整一下。之后主任曾打电话给她，本意是劝她冷静，但说着说着，主任开始哭诉自己真的也很累。

要是换做之前，夏夏可能会犹豫，但这次，即便话筒的另一头还在抽泣，她也只淡淡的回复了一句，“大家都挺累的，要不然我最后能选择辞职这条路吗？”

虽然很多社区工作者都会把“不想干了”挂在嘴边，但真正能下定决心离开的，是少数。

截至2022年，我国社区工作者达到433.8万人，中国大陆地区大约有65万个城乡社区，8739个街道办，平均一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个社区工作者需要面对350名居民。

虽然居委会被定义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不算在行政机关内，但实际上居委会是街道办事处行政工作的具体实施者，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类似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缓冲带。

想要进入居委会工作，需要参加民政部组织的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考试通过后，符合条件招聘为社区工作者的人员，由相关单位签订服务协议。

此前，也曾媒体曾分析，社区工作者们对于上级发布的任务只有服从和执行，并不会深想这些任务背后的意义，或者是这些任务和自身的关联。

夏夏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

“我们就在一线工作，事情做得好不好，可以第一时间从居民的反应出看出来。之后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工作，心里也有数。”

并且，夏夏也承认，这份工作并非没有“高光时刻”。

比如，有些居民最早对居家隔离这事儿不是很理解，但后来看到“夏夏们”为他们送菜、核酸、登记，甚至帮忙遛狗，尽可能满足他们居家期间提出的生活问题。“或许是被我们感动了吧，解封之后，这户人家特意给我们买了巧克力表示感谢。”

还有一次，夏夏收到一位老人送来的锦旗。老人的家乡在香港，在内地工作多年，退休后辗转住在不同社区，老人对夏夏说，住进这个小区后，看到夏夏和同事们对居民的关照，对他的关怀，头一次对社区有了归属感。

95年的夏夏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锦旗，她看着老人郑重的把锦旗交到她手上的那一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至于薪酬待遇方面，夏夏辞职前，职位是居委会副主任，每个月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工资不到四千元，算上年底3万元左右的奖金，年薪大概在10万元左右。

“虽然挣钱不多，但贵在稳定。我们也有同事住的很远，每天单程通勤时间就要两个半小时。但现在就业环境不好，而且哪份工作不辛苦呢？在居委会工作，至少不用担心随时被裁掉。”

眼下，夏夏虽然辞职，但每次以居民身份去做核酸检测时，都会更理解自己社区的工作人员。至于，未来的工作计划，“先让我休息几个月再说吧。”（作者：陶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