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的批评与挣扎都不该被浪费。

从五十年代走来的陈丹青身上，最为可贵的是历经多半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后，仍旧拥有独立的人格与魏晋之风骨。

陈丹青总是身穿一袭黑色长袍，留着利落的平头，戴着眼镜，抽着烟出现在公众面前，看上去温文尔雅。

他一贯地似乎带着点微笑，又似乎面无表情，一双锐利的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目光如炬折射出一身傲骨。

木心总结的好：陈丹青有点英气，有点秀气，有点流氓气。

有人曾说陈丹青是连耳朵背后都干净的人。干净与克制，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可谓是最高的修为。

这些年大家基本上已经淡忘陈丹青的画家身份了，看客们对于他的“公知身份”更感兴趣，只是在他怒吼批评的背后，总有种极深的落寞。

在别人眼中，他是个傲慢的知识分子，不媚于权贵，不安于体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只是陈丹青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公知，他不过是认清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后，渐渐在泥沼里学会了自救：

“自救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

保持着知识分子具有的批判本性，敢说真话这件事，一度让陈丹青成为众矢之的。

2000年，陈丹青离美回国，载誉而归的他当即就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请为教授，且具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学校还专门以他的姓名成立了纯艺术教学研究室。

但是这所有的形式，看上去都形同虚设。

这一年5月，陈丹青开始招收博士生。报考清华美院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有5名入围，但最后因外语而全部落榜。

清华美院考虑到陈丹青是首次招生，让这5名考生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成为陈丹青的学生。第二年，这5人再次因英语而失败离校。

陈丹青长达3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甚至有一位女学生，连续两年绘画专业成绩位居第一，第一年英语政治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语仍未及格，依然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陈丹青说：“我不想怂恿她考第三次。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这样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

在他的内心，就算这些孩子画得和梵·高、毕加索一样好也没用。艺术学院应该招一些疯子，而不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好孩子。

陈丹青愤怒不已，这种愤怒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群学生：

“专业前3名的永远考不进来，由于外语达不到那个分数，因此他们的画形同废纸。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

而在1978年，陈丹青自己就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

他惜才，对这种有天分的学生进不了高等艺术学府的情况，陈丹青多次与校方争论不休，拍桌子瞪眼，再三手写上书，跑各种办公室，可是每次都是完全没结果。

僵化、教条的管理导致人才流失，这让陈丹青倍感惋惜，也很失望：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计算，但是我不得不服从规定。”

终于在2004年10月15日，陈丹青向清华大学递交了辞职报告，愤然离职，他不想再委曲求全了。

同事们一支支香烟递过来，对其进行劝阻，可是陈丹青去意已决，后来在访谈中，他自嘲道：“他们当然不愿意我走，少了个心直口快的傻逼。”

他辞职时很平静，媒体却风波四起。

这件事掀起了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讨论高潮，陈丹青在公众眼中也从一位画家变成了一位批评家。

自那之后，他成了记者热衷于采访的对象。媒体丛林中出现的陈丹青，像一把尖锐的刀，锋利而不羁。

弗里德曼笔下加速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喧嚣，一切看上去都是徒劳和无意义的，在这种语境下生存的我们，渐渐走进属于陈丹青的那个时代。

1953年，陈丹青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兆炽是民国知识分子，因崇敬文天祥，用“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他取名“丹青”。

陈丹青自幼喜欢绘画。上世纪六十年代画画的少年，顶多玩玩水彩，画不起油画。

1967年，机会来了，全国工厂农村要画巨幅领袖像，他跟着中学美术老师四处干活儿，每接一单，剩余的颜料画笔就归他所有。

陈丹青白天画人像，晚上就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素描作品。

年轻时的陈丹青

然而那是一个对知识分子缺乏善意的年代，陈丹青深受其苦。

1970年，只读了两年初中的他就被注销掉上海户口，流放到阴雨连绵的赣南农村插队落户。

那是很绝望的一段记忆，16岁的陈丹青觉得自己的天全部黑下来了。他茫然离开曾经打架、画画、斗蟋蟀、爬屋顶的上海石门一路老弄堂。

城市长大的孩子，被迫流放到乡下，房间里只有那么一个油灯。

他跟两个男孩子挤在一张床上，陈丹青至今仍然记得前几天晚上自己几乎是醒着的，几斤重的老鼠，整夜在被子上窜来窜去。

连绵不断的阴雨，笼罩住整座深山。陈丹青听着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抽着烟，望着漫无边际秧田，内心茫然绝望，脑子里是空的。

20岁那年，陈丹青又辗转到了苏北农村插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蹲在村办的骨灰盒厂画了近千个骨灰盒。心情极其压抑之下，所幸有纸笔可以让他画画。

在极其恶劣的生活、劳动中，陈丹青一直自主学习绘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知青画家”，期间他还被当做人才借调到西藏搞创作。

1978年，“文革”的阴影逐渐褪去，国家恢复了高考。这一年，陈丹青以专业第一、外语0分的骇人成绩考进了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

当时他在英语卷子上写：“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会英语”，然后站起来就走了。

人家让他填写学历，他只填了小学毕业。美院的老师说不可以这样填，但25岁的陈丹青表示自己初中还没毕业就下乡去了，为何要作假。

后来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用，又要填学历，陈丹青仍然坚持说：我小学毕业。

他说：“无论绘画还是写作，我尽量不说假话。”

1980年，对西藏倍感怀念的陈丹青再次进藏。

高原的风土人情、朴实无华的藏民，给了这个年轻人震撼与触动。他创作了别开生面的《西藏组画》。

“我记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那些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着过道的光继续画……”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以高度的写实主义描绘出真实的西藏生活，避免了泛英雄主义的悲壮，作品公开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自那之后，陈丹青被赋予为划时代意义画家的头衔，闻名海外四方。

2007年，陈丹青西藏组画之一的《牧羊人》拍卖价格高达3200万。

多年前的他，一定不曾想到自己在西藏画的这幅作品，会在日后拍卖出如此高的价格......

陈丹青画作《牧羊人》

自成一派的陈丹青，因而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面对这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他却无动于衷。

1982年，陈丹青从中央美术学院辞职，去往纽约创作油画与生活。

“从纽约机场走出来，整个人自由了，但关键是，接下来，你拿自由做什么？并且，你失去了与国家的关系......”

这年，他29岁。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人类历史上的艺术珍宝铺天盖地呈现在陈丹青面前，他得到了莫大的启发。

后来，他说：“我没有读过高中、大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大学，30多年了，我至今尚未从中毕业。”

1983年6月，陈丹青办了自己的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他在创作上渐入佳境。

最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木心。这两个流浪异国的艺术家，如久旱逢甘雨，他们相谈甚欢。

在木心身上，陈丹青看到了一个文人的尊严和教养，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审视艺术和中国文化。

只要木心在讲话，当年听课的陈丹青就记录。听课五年，累计笔记八十五讲，大概四十万字，这便是后来的《文学回忆录》。

木心和陈丹青

陈丹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木心曾在讲学中一再强调哈姆雷特身边那位霍拉旭的重要，陈丹青无疑就是木心的霍拉旭。

木心先生回到故乡乌镇后，他为木心安顿在乌镇的晚年生活，悉心照料陪伴，两人亦师亦友。

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后，陈丹青将木心的作品带到了国内读者面前，在大陆出书，建造了木心美术馆。

他说：“我想把《文学回忆录》里提到的‘老哥们’都给木心请过来。”

他将自己定义为木心美术馆的建设者，一度虔诚求问：“我怎么能够做的更好一点？”

他如此不遗余力地推介木心，让人倍感温暖，他曾经慨叹：“珍贵的关系，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原来愤青的陈丹青也有柔软的一面。

木心和陈丹青

2000年，陈丹青在朋友的劝勉下，回到了国内，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不适应。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当一个曾经落后的民族强大之后，人们的意识却没有跟上来，集体性地进入一个现代人格。

在陈丹青看来，物质层面日渐富强的今天，人却迟迟没有醒过来。

太好的房子，太豪华的消费，但是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内心到底怎么想的，这一切都让刚刚回国的陈丹青感到巨大的沮丧。

为了抵抗刻板的教育体制，他从清华美院愤然离职，可是这并未意味着结束。

作为海归艺术家，他说：“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因为在他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的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羞耻之心、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由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

但是，他在不少海归那里看到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毫无羞耻之心。

从清华美院辞职后的陈丹青可能会有两种结局 ，一种是完全放弃绘画，转而走进与媒体的共谋和狂欢，另一种就是整个人认了，缩进画室，做规规矩矩的体制内的一员。

但两者都不是，最终陈丹青选择了一条近乎不可思议的路，那就是做一个跨界的、穿梭的发言者。

本意是来做些抗争，说些真话，结果最后变成一个被消费的“媒体明星”。

后来的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他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官衔。

陈丹青曾经批判中国的美术教育，如今在他看来，一切有过之无不及：

“不光是艺术教学，整个都是荒谬的，包括我的批评也是荒谬的，一点用也没有，什么都不能改变。”

活到这把年纪，陈丹青再也没有心力去控诉这个时代，他表示只要别弄错自己，把自己摆清楚，不要做一个失业者就好了。

陈丹青今年66岁了，他从未想要顺应这个时代，也从未觉得自己在这个时代中。

在这个互联网环境下，他至今不会上网，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当代艺术家，在他看来，画画本身是一件出局的事，不必和外界扯上关系。

陈丹青这些年总是会感到莫名的沮丧，他承认自己当下的作品确实画的不如年轻的时候。所以他一直以年轻的自己为师，期望能达到二十几岁的创作水平。

回国十几年，陈丹青相继出版了《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他与外界总是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

他没有像梁文道、韩寒等人那样，对谈论公共事务持有浓厚的热情，而是以自己的节奏写作、出书。

陈丹青自画像

陈丹青是个悲观的人。他的写作和发言，常常伴随着一种深刻的绝望感和忧患意识。

关于未来他没有任何计划，他说老年人没有未来，自己的未来就是殡仪馆。也不想去了解任何新兴事物，时间不多了，要赶紧多画几幅画。

关于“人生70才开始”这种话，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话，自己从来不相信。

他不相信任何确凿的答案，也不喜欢在安全的地带慷慨激昂，只想做着自己的事情。

这一切，注定使陈丹青面临着众多非议。

记忆是个累赘。如今66岁的陈丹青将自己年轻时的记忆，放进了《退步》画展之中。

此次个展命名为“退步”，多少是修辞游戏，也是他试图回应世人对自己艺术观念落后的质疑。

在偌大的时代洪流中，他始终是一个文化追问者。

对于外界讨论自己的言论，陈丹青一直表现得很坦然：“我一点不想宣称我的画具有观念，更不认为我是当代艺术家，我就是个傻逼。”

在历年卷入的洪流中，他已渐渐沉入话语的泥潭。陈丹青曾讲过少年口无遮拦，如今的他依旧如此，对此他说：

“性格改不了。我一家人都是直性子，不会说假话客套话。我少年混江湖，算是家里最为圆滑的一个，口是心非，跟人敷衍。”

每一代人的批评与挣扎都不该被浪费。

从五十年代走来的陈丹青身上，最为可贵的是经历多半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后，仍旧拥有独立的人格与魏晋之风骨。

他是个不合作的妙人，妙在敢说真话，敢做自己，从不屑于伪装，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是最自得其乐的一种高级动物。

“沮丧”是陈丹青常常提及的一个词汇，这何尝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文人画家，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说假话。

他本可以在先锋艺术的探索上走得更远，然而却止步不前，选择了另外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这是他作为普通人的选择。

十年前的一次采访，有记者问陈丹青：“您是如何在画家和作家这两者身份之间切换的？”

陈丹青笑了笑，回答道：“我不是画家，也不是作家，人当了‘家’就走到末路了。”

记者穷追不舍：“那应该怎么介绍您呢？”

“这个人叫陈丹青，有个名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