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正当新冠肺炎来势凶猛之际，父亲因高烧迟迟未退而引发支气管炎，再次住进了老家城里的医院。这是父亲在最近大半年时间里，第三次由于支气管炎而住院。除此之外，他还去医院看过两次病。就在这次住院前一周，他刚从城里医院输完液。这也就是说，在不到一年的时候内，父亲已陆陆续续生了五次病。而这五次病，就是老年支气管炎。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六十八岁前，只生过一次病。那时，我还没到上学年龄，老家农村普遍很贫穷，平时买不起荤菜，驾驶大型拖拉机的父亲，有次从外地买回几斤“油桶鲞”的肠，可能因为短时间内吃得太多，结果患上了黄疸肝炎。记得，当时即将进入寒冬，父亲整天裹着一件黄色棉大衣，脸色发黄，身体虚弱，喝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中药，才终于康复。

那次病愈后，父亲几乎没生过什么病，就连头痛发热都未曾有过。倒是母亲，经常会有一些小痛小病。不过，轻则只需刮刮痧，重则去村医那边配点药打支针，也就解决了。所以，在他们五十四岁（他俩同岁）前，除了大姐生育住过院，我全家都没住院的历史。也正因如此，母亲五十四岁那年，由于劳累透支引发“甲亢”，需住院治疗，把我们全家吓得不轻。

然而，父亲的良好体质，在六十八岁前后，惨遭破坏。此前，我家雇佣的阿姨因家事离职，母亲来到杭城帮我家带小孩，而父亲在老家还有一些活在做，两人便开始长达八年的两地分居。这样，原本生活上完全依赖母亲的父亲，一边在村石矿起早落夜地记账，并经常通宵加班；一边虽在大姐家搭伙，但日常照料得靠自己，五六年熬下来，身体就慢慢垮掉了。

终于，父亲患了支气管炎，系石粉长期侵入肺部所致。起初，一年中偶发一二次，在镇医院配点药、输输液即愈。随后，逐渐严重起来。特别是有年夏季，一天正午，他从石矿骑车返家，半路上被摔昏过去，幸亏有邻居发现，及时送去镇医院，才没危及性命。那次，虽无大碍，包扎好伤口，配了些药，在家静养了没几天，就康复了。但此后身体变得虚弱。

父亲刚生病的时候，并没引起我的重视，包括摔昏那一次，在我看来也只是不慎导致。而真正触动我心弦的，是没多久的又一次病。那次，显然比以往各次都严重，在我们的要求下，他被二姐夫用车接到了杭州。那天，我下班回到家，见他乏力地坐着那里，像一株枯萎的芦苇。当晚，我带他去家附近的浴室洗澡，他连走路都很困难，我半扶半背着他去的。

说实在，自从结婚生子后，我平时很少再回老家，特别是母亲来我家后，回去的次数就更少了，都是父亲从老家到我家来。因此，我每次看到父亲，都是他健康的时候。而那次，我首次看到他病着的样子，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尽管父亲那次的病，我第二天带他去门诊后，吃了差不多两周的药，基本上算是好转了。但父亲的病，从此被我放在了心里面。

这以后，父亲总会时不时气喘、咳嗽。每当那时，他就吃平时备着的药。考虑到他的健康，我们建议他来杭州生活，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一方面他在村里还在干些活，另一方面当时我家地方小，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方便。差不多过了一年，儿子能独自上下学了，母亲也就回了老家。有了母亲的照应，加上石矿已停产，父亲不再干活，健康方面稍有了起色。

可是，支气管炎是一种慢性疾病，跟患者的抵抗力息息相关，而父亲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加上一贯来不注重保养，平时还免不了干些农活，因而到去年下半年起，宛如山洪暴发了一般，不断冲击着父亲的健康——六月底第一次住院，过了三个月再次住院，之后病过两次去医院输了液，到今年正月初一刚输好液，过了不到七天，初七当夜又住进了医院。

对于父亲的病，我总有一种负罪感，觉得主因在自己：一则要是当初没让母亲帮我们带孩子，父亲的生活有母亲在照应，他的身体应该不会垮掉；二则要是我不从事文字工作，换种高收入的职业，让父母晚年生活有保障，父亲也用不着那么“拼”；三则如果我没有背井离乡来杭州，一直守护在父母的身边，平常帮他们分担一些活，父亲也不至于积劳成疾。

更让我愧疚的是，作为他们的儿子，父亲的三次住医，除了有一次正好是国庆节，我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陪伴了他三天时间，其余两次基本“缺席”。特别是最近一次，处于新冠肺炎侵袭时期，由于我们已返回杭州，连夜送父亲去城里住院和长达十天时间的昼夜陪护，全部由在老家的大姐一人承担。而我除了电话问候和安慰，几乎没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

很多时候，我想着去改变，然则无能为力。所以，只能这样设想着：如果有来世，希望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还能当我父母的儿子，等到我长大后，一定不再从事写作，选择去经商，努力赚很多钱，好好赡养他们，让他们不必过得那么累、那么苦。而在这种梦想尚无法达成的现在，我希望父母保重身体，等我退休之后，能多伴陪在他们身旁，共度幸福时光。

2020.3.7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