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287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告诉我

邵逸凡/口述

王满地/撰文

呱呱/编辑

我是邵逸凡，1989年10月出生在沈阳，现在生活在上海。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文艺，喜欢唱歌、跳舞、弹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在国企工作过，去伊拉克和非洲做过项目，也在顶级公司做过咨询，体会过在北京CBD当高级白领的滋味。

2018年，我辞掉了咨询师的职位，现在主要靠当演员跑龙套养活自己。

辞职后的我。

我小时候很外向，爸爸妈妈让我演个啥我也不抗拒。我妈喜欢音乐，会弹一点琴，还喜欢听歌。她是大学老师，不用坐班，所以基本上我在家她都在家。她在家都会放音乐，我听音乐就会跟着唱。

5岁去上少年宫的学前班，得选一个兴趣。我妈妈给我选了跳舞，但我在舞蹈班总是被说。跳舞要换衣服，我总是着凉感冒。而且老师觉得我长得不好看，她喜欢那种眼睛大大、皮肤白白的小女孩，但我随我爸，比较黑。反正老师很不喜欢我，不让我参加演出，要有领导检查公开课，就把我塞到画画班。

我还学了电子琴，一周去一次，一直学到五年级，考到最高级9级。对门的小朋友每次过来找我玩，都得等我练完琴。一个曲子每天要练15、20遍，他就在旁边数我弹到第几遍。

我小时候的照片。

上小学以后，我喜欢唱歌，就让妈妈给我报了唱歌班，总跟合唱团去演出。老师觉得我虽然不太好看，也不太起眼，平时排练好像都打不起精神，但一上台就有点人来疯，台下一坐上观众，或者是镜头一打开，我就会比较亢奋，表现比较好，所以还蛮多演出的。

小学我一直想加入学校舞蹈队，但没选上，舞蹈就放下了。唱歌和弹琴一直在学。

那时候我每个周日上午去学声乐，下午去学琴，学完琴还会去省文联学乐理。我妈特别厉害，周日都是她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骑40多分钟到处去学。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在电视台唱歌。

二年级下学期，有一次我们去书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同班同学，他已经开始学初一英语了，但我连apple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妈震惊了，觉得我被落下了，就开始让我学英语。她在家弄了一台电脑，又弄了一个多媒体软件，让我跟着电脑学英语。我每天都要在电脑上背单词、学英语，学大概一两个小时。

随着年龄成长，我的重心就慢慢从学艺术变成文化课了。

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的合影。

我妈把在家放音乐也换成了放英语，只要我早上一睁眼，耳边就全都是我背过的课文，做梦都是那些玩意儿。家里除了我练琴、写作业和睡觉，都有英语声。小朋友特别不爱来我们家玩，因为特别闹心，只要进我家就全是英语，我爸也不太回家，他也觉得烦。

我妈在大学教高数，能辅导我功课，她比我放假还早。我假期其实是最累的，早上7:30起床，8:30到11:30学英语，下午练会儿琴，又接着学。不算那些开小差的时间，每天至少能学四五个小时。

我（右）小时候跟舅妈、姥爷、姥姥、妈妈（从左到右）的合影。

五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爸调动工作要去河北，我们全家准备搬过去。河北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4年，沈阳是小学6年初中3年。我妈接受不了留级，让我直接跳了一级，不念六年级，直接去初一。

初一，兴趣班就都停了。不过，家里买了钢琴，我没事总弹琴，比如说吃完饭，我妈洗碗的时候，我会弹一会儿，因为我妈洗完碗我就要开始学英语。

我跳了级跟不上，我妈就辅导我，把六年级的补上，又预习初一的内容，学着学着就都学完了。初一念完，我爸那边手续还没办好。我妈觉得，反正都提前学完了，干脆再跳一级去初三，等过一阵子去河北上。

结果，我跳级去初三那年，正好2003年非典，我只能继续在沈阳读，在沈阳中考，考了全校第三还是第二名，上了市重点。高二的时候我有闲暇，还跑去学了二胡，因为我想学个弦乐。

我高中的时候，参加二胡表演。

高二，我爸的手续终于办好了，我们全家搬去了河北廊坊，户口也转过去了。结果，河北是个高考大省，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概念。去了河北以后，才发现因为辽宁高考分低，有人会专门花钱把户口落到辽宁。

我学文，一直是全校文科第二，但我高考那天不舒服，心理素质也不好，就发挥失常了。志愿也没报好，从第一志愿一路落到第三志愿，而且都只差了两三分。

我坚决不复读，最后就高分去了天津师大英语专业，比天津本地的同学高差不多100分。考完试我就把书都卖掉了。

天津师大这个志愿还是我妈帮我选的，理由就是他们有钢琴双学位。她说，万一落到那儿，你还能学钢琴，你不是一直喜欢吗？她可能一直知道我喜欢文艺，她有很多想法，但是她不说。然后我就去了师大，成了我们学校第一个，我怀疑也是唯一一个钢琴双学位毕业的人。

我（右）参加钢琴双学位的期末考试。

我高分进的师大，所以学业上很轻松就能第一名。大部分时间都在弹琴，念钢琴双学位。每天练三四个小时琴。我觉得，我文艺的心一直都在。

大三去德国交换，我在德国待了整整一年，也学了德语。德国是贝多芬的故乡，我一去，看着德国的蓝天绿草，之前弹的那些曲子一下子就立体化了，我就知道他们就是看着这个风景写出来的曲子，描述的就是这儿的景色，就全都对上了。

我觉得好开心，就更想弹琴了。而且德国到处都是三角钢琴，随便弹。在德国上大学还不要学费，生活费也还好，因为德国允许留学生一年打三个月工。

我在莱茵河边拜托路人帮忙拍的游客照。

我天天泡在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在那练琴、认识老师同学，找那里的老师学琴，看看有没有可能参加考试，重新念一个本科学钢琴。

我在德国斯图加特音乐学院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是天赋上的差距，还有一个是在热爱上的差距。那里的学生特别刻苦，从小就请最好的老师，每天练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我当时就觉得，天赋上我没比他们强，我过去的十几年，主要都在学英语、学文化课，我在钢琴上的努力也比不上他们。

我交换的路德维西堡师范大学地下室有好多琴房，我就在琴房里练琴。

学院有个华裔老师跟我说，你能考上，考试就弹两首曲子，你练一年能练得很不错，但问题是入学以后怎么办？能不能跟上？别人都是音乐世家出身，爸妈都是搞艺术的，这些人毕业了以后去工作都是有人脉支撑的，你毕了业以后能去哪？

我听完挺郁闷的，就回国了，直接工作了。其实我德国续签的签证都拿下来了，但我也没再回去。

2010年初，我开始去新东方教英语，工作挺顺利，学生也挺喜欢我。我妈是老师，我念的师大，我也有教学上的热情。但是教一教，觉得和想象中不一样，我之前是很理想主义的，觉得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帮助一个人上升，脱离原来的阶级或者是生活。

但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到我手里的大部分高中生其实已经定型了，他有什么样的学习习惯，见过什么样的世面，接触什么样的资源，从小就决定了。我很迷惑，老师到底能干什么？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俞敏洪的合影。

另一方面， 2010年那会儿《杜拉拉升职记》特别流行，大学生都开始向往那种白领生活。我充满了憧憬，也想体验杜拉拉的那种高大上的生活。

我去了一个咨询公司，在咨询部门做辅助工作。很巧这个公司是个德企，老板全都是德国人，我能用德语交流，还会用德语讲笑话。老板就注意到我了，发现我在一个很不重要的部门，觉得有点大材小用。

老板就觉得，我是可以做咨询顾问的。但是做咨询顾问的人都是哪毕业的？北大、清华、常青藤。他跟我说，你现在离走上咨询顾问的路只差一个名校的招牌。我说那我就申请个学校。

申请学校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在新东方每天都接触留学，而且因为要教课，GRE、托福成绩我都有，分数也都蛮好的。我写了一个申请，没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回复，还给了我奖学金。我爸妈一直希望我继续读书，他俩一听说我能上宾大都特别高兴。

2012年下半年，我就去了美国。

宾大图书馆。

我在宾大读社会学的那段时间是非常郁闷的，学业上很痛苦，干啥都干不过别人、智商不太行、经历不太行、还比别人能睡觉那种感觉。我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自己英语很不错，去了以后发现，我同学都是哈佛、哥大毕业，他们GRE作文都是满分。

一起上课，老师是不会照顾我能不能听懂的。

而且每一门专业课，作业量都是每周要读一本书，写一篇论文。我第一学期选了4门课，每天在图书馆待到2点还写不完作业。每天都是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作业。我真的太郁闷了。

之前我老板跟我说，如果你读完书还想做咨询顾问就回公司来，我们觉得你完全合格。所以我还修了一些沃顿商学院的课，学会计、学金融。

沃顿的一节市场营销课上，我（右）所在的作业小组拿了第一，大家一起合影。

会计课第一次小测验，满分5分，大家都是觉得“怎么才得了4分？”我一看我的，就得1分，一共五道题，就对了一道，而且我都不知道是哪道。下了课我就去找老师，一边哭一边跟老师说，要不然这节课就直接挂科，我也不考试了，也考不过。老师没办法，就给我一道一道讲。

第一年一直处于一种很痛苦的状态，春假大家都去旅游了，我在家写作业。

2013年暑假，我去国内一个非常好的咨询公司实习，那一个月在上海，每天都在客户那里加班到半夜。体验过这种状态，我就有点不想去干咨询了。于是，在宾大的最后半年，我就找了一个能去海外做工程的国企，把工作定下来了。

所以在美国留学最后半年，2013年底2014年初，我就没压力了，只剩下一个毕业论文。我知道自己一定能毕业了，我终于快乐了。我一快乐就要搞艺术，一休息、一有时间，就要搞艺术。

当时美国有一个特别时髦的无伴奏合唱（Acappella），五六个人或十几个人一个团，不放伴奏唱歌，有人唱低音，有人唱贝斯，有人唱中音，有人唱高音，有人唱B-Box，用嘴模仿打鼓的声音，有点口技那个意思。

我面试了好几个美国的团没面上，最后就和几个宾大本科的中国人自己建了一个合唱团，叫“宾大安可”。最后那半年除了写论文，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从零到一把这个团建起来，我在学校找了架钢琴，自己写谱子，找排练教室，每周带大家排练两次。

2014年，宾大安可的第一次音乐会，前面两位后来结婚了，合唱团团员都去参加了婚礼。

毕业前我们开了两场音乐会，自己拉赞助、租场地、找音响设施，因为其他人都有课业的压力，主要是我在那搞。最后演出挺热闹的，大家都很开心。

开完音乐会以后，有团员过来跟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学校里面压力都很大，合唱团成了我释放情绪的空间，让我缓解了很多抑郁情绪。

我离开以后，这个团发展越来越好，现在这个团已经发展到第八九代了，而且唱得好专业。干这个团是我在宾大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最好的部分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

宾大安可2014年的招募海报。前排左边是我，这时我已经毕业回国了。

宾大的导师看到我干这个团时候的精神状态，就问我要不要考虑艺术方面的工作？说我搞艺术明显精神状态都不一样。

她跟我说，毕不毕得了业，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得高兴，我应该干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而且她觉得我不是那么合适做咨询。

但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做艺术方面的工作。我就跟她说，新工作不是做咨询，而且还能去伊拉克、去非洲，可以去观察人类。老师一听也行，说你去伊拉克给我寄明信片。但是我去了以后才发现，伊拉克的邮政系统完全不管用，没法寄明信片。

伊拉克的邮筒，投信口被挡住了。

2014年，我先去的阿布扎比，然后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非洲。

我去伊拉克的第一感觉是害怕的。而且当时我离开美国没有多久，感觉就像从时间轴的正轴一下子回到了负轴。

我觉得非常震撼，就是不亲眼看到就无法体会的那种震撼，因为它被战争摧毁得不成样子。我看到他们四五十、五六十岁的人受的教育都是非常良好的，是会说英语的，但是年轻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就觉得战争毁了两代人。

我在伊拉克跟客户合影。

我们营地做了一个梯形的防弹墙，大家都住在集装箱里，办公室就在对面集装箱，上班也没什么事，每天八九点钟上班，中午12点去食堂吃饭，食堂就在五步以外的另一个集装箱，吃完饭午休，下午2点又上班，到5、6点又吃饭。那会儿的工作就是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会议纪要，我还写写周报，看看合同，弄弄标书。

我在伊拉克没有经历过什么危险，就是太无聊了，完全没有娱乐。营地就巴掌点，我一直被关着，也不太开心，总想跑出去玩，但领导不愿意，因为觉得太危险，毕竟在伊拉克去买菜都得穿个防弹衣。

我坐在从巴士拉机场开往公司营地的车里看到的伊拉克街景。

从伊拉克出来，我就被派去了坦桑尼亚，中间还出差去了赞比亚。非洲总停电没水，但比伊拉克好太多了，至少和平，而且能上网。我们有自己的发电机，生活还是不错的。

在国企安逸久了，我忘了自己有多么不适合干咨询，就又想干咨询了。从非洲回国休假，我就开始面试。后来就去了2013年夏天回国实习的那家咨询公司，那时他们已经被普华永道收购了。

我在坦桑尼亚的工地上。

本来新工作是马上上岗的，结果因为程序问题，我要晚两个月才能入职。突然空出来两个月，我实在无聊，在家看电视剧，看《琅琊榜》，特别喜欢胡歌，还去上海看了《如梦之梦》。看完以后，我就对演戏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心里又开始向往舞台啊艺术啊之类的东西了。

在咨询公司上班没几天，我就回忆起在宾大的痛苦生活了。同事都是清华、北大、藤校的，我开始有点拖后腿了。我们是末位淘汰制，待了两个月左右，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我状态很危险，后来我慢慢又跟上了，但是非常累。

咨询对于我，从任何维度来说都是难的。最吃力的是整理、分析数据，我没有那些理科生，尤其没有那些学计算机的人强，而且我很害怕算错，在数据方面很战战兢兢。项目没有那么难，但我还是经常做到半夜两三点。

说来也巧，2010年我注册了世纪佳缘的会员。然后我一直没有换手机号， 2017年，他们问我要不要去参加非诚勿扰？我妈喜欢孟非，我自己也好奇，就去了，还面上了。

一开始上这个节目，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对我也是一个生活的调剂，连我领导都挺支持，觉得能给企业的一个好的曝光。我参加节目录制的状态就是，周五晚上加完班，坐夜班飞机去南京录节目，候场的时候就在那做PPT、开会，周日下午七八点钟录完，我再坐卧铺一宿到北京，拖着行李箱直接去客户那开会。

我在非诚勿扰的后台开电话会。

这么折腾了三个多月，真的是把我拖垮了。后来录节目，我脑子都开始不转了。

节目上了三个多月，我就成功牵手了，男生挺好的，但最后没成，因为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上完节目，我又上了一个非常累的项目，天天搞到半夜，身体出了点问题，我就跟公司提出了停薪留职。

我决定休息一阵子，用这段时间去学跳舞。我找了一个班，每天早上7:30开始，跳8个小时的舞蹈，一周5天，一共3个月。平时我一起床就绝望，又是一天的工作。学舞蹈那段时间虽然起床也很痛苦，但我是有动力的，只要起来了就很高兴。

学跳舞这三个月给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样子都变了，变年轻了，也瘦了不少。舞蹈上也有很大进步，从一个不会跳舞的人变成了一个会一点的人。

我（左）在跳舞训练班里，练习劈叉。

三个月到了，继续回去上班，又没时间跳舞了，我开始怀念之前总跳舞的日子了。公司想派我去比利时做一个项目，我想，项目一干又是半年，又跳不了舞了。就这么着我就把职给辞了。

回顾做咨询这几年，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搞两次特别成功的合唱。

有一次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参加公司的比赛，拿了全大中华区第一名，还发了不少奖金。

有一年年会，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合唱，我把一些小细节都给改成和公司有关的，调侃了一堆老板。表演时，大家从头笑到尾，看完这个节目，大家都打听说这节目是谁组织的，合伙人还过来跟我握手，说你太厉害了。

我们在年会上表演合唱。

我作为一个咨询顾问，最让我骄傲的事情是搞了两个节目，而不是我做了一个什么项目让客户满意了，让领导惊讶了，带来什么业绩了，非常像我在宾大的时候。

我一点一点地发现，自己确实是喜欢、擅长这些文艺类的东西。而且参加非诚勿扰给了我自信，让我觉得自己是有观众缘的，我跟其他女嘉宾比相貌上并不出众，但还是有人讨论我，还是有人喜欢我，我说的话大家觉得有意思，慢慢地就有人觉得我还挺可爱的。

辞职以后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说要往哪里发展。我的第一目标是先养活自己，然后再往文艺这个方向走，如果不行我再找别的工作。

我（左）辞职后有一段时间兼职给小朋友当合唱老师。

离职以后我去了上海，花了20块钱进了几个通告群，什么主持群、演员群，然后就开始去试镜、投简历，开始做主持、拍广告，尝试了很多奇怪的活儿。

辅导别人面试、给别人改简历、改申请材料、当双语主持，甚至都想过要不要去教钢琴。我还做过蹦床模特，为了显示某品牌摄像机自动对焦功能特别强大，我在蹦床上蹦到最高点的时候摆一个动作，一天蹦8场，一场15分钟，连蹦了4天。

我还会接一些跳舞的活儿，比如古装戏里面跳群舞的、一个镜头都没有那种，我也会去。还做了很多替身工作，钢琴手替、游泳替身、跳舞替身。

我当蹦床模特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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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风再起时》有一场戏，要找一个人演德语翻译，这个人必须要会德语，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在主持圈找中德双语的。这条通告被我看到了，我联系了副导演以后，他们一开始觉得我没有表演经验，而且还有点年轻，我就只能非常积极给他们录视频，最后他们实在是找不到人了，就叫我去了。结果很幸运，戏份还挺多，还是和陆毅一起演，而且这部戏上映得非常快。

这之后，我就有作品视频了，大家觉得演得还行，还是跟明星演的，看起来也没紧张，然后我就开始就跑上龙套了。

但是跑龙套也有一些挫折。2018年7月，我被选中去拍一个微电影，前一天晚上到外地，晚上和客户吃饭，客户吃完饭说要去酒吧，问我要不要去，我拒绝了。第二天早上到片场，就把我换掉了，理由是觉得我不上镜。

我太郁闷了，一个人坐车回上海，从火车站出来就直接去了上海戏剧学院，要报考表演进修班，然后还考上了。9月份，我就去上戏学表演。念到第二个月，一位表演课的老师跟我说，“在任何条件下，我觉得你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演员”，说完感觉我表情不对，又补了一句，“但我觉得你有更好的选择”。她甚至还说，她觉得学习太好的人演不好戏。我非常难过，当时就哭了。直到现在，快4年了，我才慢慢放下这件事。

是另一个班的老师安慰了我，跟我说，你已经在演戏了，你是不是一个演员不是由她去定义的。这个老师要排一个话剧，选了几个人去演，也有我。

我在上戏进修班出演另一个班老师的话剧。

这个话剧是个中文现代剧，原著是英语的，我拿到以后就把英语剧本翻出来读了一遍，把网上有的英语的表演和创作背景全看了。第一次排练，我就已经很熟悉剧本了，老师很喜欢我。接着，上戏戏剧艺术节，她就让我去演她的话剧，还是女主角。

一开始演戏确实很困难，经历过很多精神上的崩溃，但我仍然觉得比我想象的顺利多了，顺利的原因也包括我确实会得挺多，跳舞、唱歌、弹琴、潜水，我都会。

2020年，我基本上全都做演戏方面的工作了，而且已经能养我自己了。我这张脸很适合演正剧，赶上了很多献礼剧。

因为我会跳舞，又会唱歌，2021年，我还主演了一个音乐剧，那个角色特别适合我，把我这些才能都用上了。我妈还去看了，我觉得她看完以后对我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她开始接受了。

我主演的音乐剧剧照。

我之前停薪留职，家人非常愤怒，矛盾非常激烈。我妈觉得我有明星梦，不接地气了。我也挺生气的，觉得她不理解我，当然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她是担心我在干一件不靠谱的事情，担心我被人骗。

所以我辞职这件事情压根没有告诉她，就跟她说我来上海做项目，以后就待在上海了。我在她面前就一直维持着一个在上班的假象。

2020年，疫情对我妈刺激挺大的，她看到周围很多人在失业，突然就觉得开心、健康才最重要。我顺势跟她说我也失业了，他们第一反应是安慰我，怕我心里难受。

实际上，我2019年以后，一年能跑20多个龙套，20多个有明星的剧里都有我。2020年我已经走上正轨了。

拍摄《安家》时，我（右）跟其他小红帽演员们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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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两年我妈已经开始跟我站在同一条线上了，她也是喜欢文艺的。别人在剧里面看见我了跟她讲，她也挺高兴的。我能感觉到，我妈放心了。她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的。

我能靠演戏养活自己，看起来也是高兴的、健康的，不是在瞎搞。而且我觉得她能回想起来，我小时候每个周日，她骑自行车带着我到处学艺术的场景。

我爸内向，他的做法就是给我打钱。之前还打了2000块钱给我，说是疫情补助，估计看到新闻说剧组都停了，演员没工作，然后就默默地给我打钱。

我爸妈和舅舅舅妈在家族群里讨论我演的戏。

我现在一直是在跑龙套，演主角的都是些小片子。虽然有时候能在大制作里演一些小配角，像《棋魂》或者《你是我的荣耀》，喜欢看偶像剧的人可能会对我有印象。

我在《叛逆者》里演夏夫人。

但邵逸凡这个人总体上谁知道？我在这圈混出来了吗？其实没混出来。但我对自己要求不高，我觉得能养活自己就很不错了。很多人会说那你出不了名，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干咨询，没人问我能不能干成合伙人，做演员就非得出名呢？为什么要这么难为自己？当然我肯定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艺术、喜欢跳舞，干咨询的时候，跳舞就是不务正业，现在跳舞就是提高业务能力，这个状态我就满意了。我在这条路上看到了一个可持续性，我能养活自己，还有时间跳舞唱歌，挺好的。

我不拍戏的时候每天都会去上芭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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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走来不是那种很浪漫的，我觉得成年人的路都是，走着走着就回不了头了。我现在都在想，如果不辞职，我是不是会在某一刻被咨询公司裁员？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牺牲了点什么东西，就是船到桥头自然成吧。

过去两年我一直处于一种稳步增长、越来越好的状态，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作，基本都是别人找我，我都是很开心的。

我和狗狗科科在上海家中，最近一直在封楼状态下。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就都挺好的。现在疫情来了，我3月份就彻底归零。但我觉得疫情影响的不只是我，它影响的是所有人，我楼下开饭店那个人也不太好，舞蹈社的老板娘也不太好，广告公司的人也不太好。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怎么办，但还没有想出结果，我当然希望大环境能尽快的复苏。不然，我觉得我刚走上正轨，又得迫于生计转行，我不想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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