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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当年我没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日本一样，今日我仍然没想明白。现在再回溯当年的心态，脑子里仿佛有无数个答案在漂荡。最终，我只能隐约告诉自己，那个时候的我，正处在非常迷茫的状态，急需借助一个外在的参照物来帮助我完成对自我的认同。

上个世纪八十年初，随着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高学历的年轻人迅速增加，整个社会也朝着“成熟化”的方向发展。非技术性工种则被视为“辛苦、肮脏、危险”的工作，让人敬而远之。这导致了日本社会严重的人手不足。

从1980年代初，以韩国、菲律宾为中心，亚洲女性劳动力开始流入日本。1989年，日本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之后，中国成为日本引进劳动力的主要国家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差不多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听到家里亲戚开始谈论“去日本”的事情。之后二十年左右，在我的家乡福建福清，去日本俨然成为大部分人唯一的人生目标。“去日本”这个事情，似乎可以越过一切我们不愿意做的努力，直接与“发财”划上等号。

到了1990年代中期，赴日之风日盛，我的同学中开始有人筹划去日本“留学”，甚至有些同学在学期间就随父母去了日本。那个时期，出现很多专门帮人办去日本的“蛇头”，赴日的手段也层出不穷。有文凭的人可以通过中介以留学方式前往，没有文凭的人，只有靠假旅行、假商务考察、假结婚、换人头（更换护照上的照片）、假户籍等手段。那时期，去日本不拼命打工的人，往往会被人视为败家子。就算以留学的方式去日本，也还是有很多人为了尽快赚钱，很快放弃学业，非法滞留在日本打工。对那些真正想要去留学的人，也总有人不无揶揄地说“真是好命”。

另一方面，捞到第一桶金、从日本回来的“成功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有的盖起高楼，有的开起小轿车，有的成为老板，也有的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终日吃喝玩乐打麻将。

2000年前后，家乡的赴日风潮达到巅峰，中介与蛇头收取的中介费越来越高，举家借债去日本的人不在少数。2001年4月，我到日本之后，遇到过一位老乡，他借了24万高利贷，以假商务考察的方式到了日本。沉重的债务让他无比紧张，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在任何地方都三缄其口，仿佛他身边布满了警察，随时要把他遣送回国。为早日还清债务，他没日没夜地打工，每个月通过地下钱庄往家里寄钱。终于有一天，他崩溃了，躲在壁橱里浑身发抖，口中念叨着，“警察来了，快，快躲起来”。他的亲戚只好找来警察，将他送回中国，而他最终也没有把债还完。

在我去到日本之前，这类可怕的事件已经听得很多。可是，这些事件对大多数人来说，永远只是个例，是奇闻异谈，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丝毫不影响大家赴日的激情。去日本仍然是稳赚的买卖，是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大家都依然认为，只要去了日本，拼命打工攒钱，就能为下半辈子攒下足够的资本，可以坐吃等死，也可以投资创业。我们对“去日本之后”充满了各种幻想，这些幻想宛若五彩斑斓的气球，在大家的嘴上轮流打气，越吹越大，以致于人人都看不见气球以外的任何东西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到日本的。虽然我无需背负可怕的债务，但是，到日本就要拼命打工攒钱，这个意识已经像咒语一般植入我的大脑深处，它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我，让我不要忘记自己在日本必须完成的任务。我相信，这个咒语同样植在很多在日福清人的大脑中。我在日本听到最多的关于福清人的赞誉，就是“你们打工实在很拼命”。是呀，敢不拼命吗？在我来说，这从来都是一种比批评更令人无地自容的赞誉。这背后隐藏着多么偏狭的价值观、多么无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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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日本不久，这种打工发财的幻觉，就被一位老乡的一句话戳破了。他说：“现在，想靠打工发财基本上已经不大可能。男人不走黑道，女人不卖身，基本上是赚不到钱的。”他如数家珍般向我讲述他知道的各种事情，这些事情基本上和《新宿事件》里的没什么两样。尽管我不是抱着发财梦去日本的，听了这番话，也充分意识到现实不容乐观。不过，那时我根本没有时间收拾心里的各种奇思异想，最残酷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我该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日语零基础、巨大的生活成本、完全陌生的环境……所有一切都在提醒我，自己就是另一个版本的鲁滨逊。

如何打工是我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在日本打工并不是什么难题，满大街随处都能拿到免费招工信息，而且还有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编注）在各地设置的免费职业介绍所“HelloWork”，每次去都人满为患，似乎东京这座城市永远都在缺人手。

不过，对没有语言基础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形同虚设。同期到日本的同学，日语好的很快就找到工作，和我一样日语零基础的也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纷纷找到了工作。看着大家一个个开始打工，而自己带到日本的生活费一天天减少，我感觉自己逐渐逼近崩溃的边缘。

那个时候，为了打工，我什么都愿意去做，街上只要看到有“アルバイト”（日语“工作”）字样的店，我都要冲进去，用仅会的几句蹩脚日语问一下是否招人，一般情况下，态度好的会说“招满了”，态度不好的则用“不要外国人”把我打发了。有一次，在“HelloWork”排四五个小时的队，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扫厕所的工作，可面试时，他们以男性不能进入女厕所为由拒绝了。最终，通过中文报纸上的信息，花了一万日元的中介费，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那是往信箱里塞传单的工作。从小我就对邮递员的工作满怀憧憬，当我看到这个招工信息时，我眼前浮现出的是电影中看到的那种穿着绿色工作服、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给人送去快乐的邮递员形象。遗憾的是，等着我往信箱里塞的，却是应召女郎的广告纸。

每天，我要背着八千张不同型号的这类传单，骑着折叠自行车（为了做这份工作特意买的）穿梭在原宿、表参道、六本木等各个区域，寻找适合投放传单的住宅区。要把这些传单发完，差不多需要十几个小时。傍晚时分，我到便利店买两块面包和一瓶矿泉水，坐在路边的电线杆下很快地啃完。不远处，一家家饭馆餐厅飘出悠闲的爵士乐和诱人的香味，店员在门口笑脸迎客，下了班的人三三两两地步入这些店铺开始了他们的夜生活。这时候，我仿佛学得了杨绛先生的分身术，让自己的“元神”跳在半空中，看着自己的那个情景，宛若在看一部电影。当时的工资是一张传单1日元，八千张能够赚八千日元。这样一天下来，累得全身快散架了，不管怎么样，好歹是赚到钱了，尽管已经累得不行，心里还是很欢喜。

只是，这个工作并没能做长久。一来这是个靠天吃饭的活，下雨就得歇业，收入很不稳定；二来当时我介绍去工作的一个同学，在发传单的途中被便衣警察逮到，这才知道留学生发这样的传单是违规的。我只好把这工作辞了，再想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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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最想做的工作就是饭店的洗碗工。对于语言不同的人来说，这也许是最适合的一个工种了吧。2001年10月中旬，我战战兢兢闯进涉谷一家日式煎饼店找工作，竟然没被打发走。结结巴巴面试了将近一个小时后，经理让我回家等通知。来面试的还有一个上海的留学生，日语流利，打工经验也很丰富。我想我应该没戏了，心里没抱什么希望。一个多月后的圣诞前夜，我在亲戚家里吃饭，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让我第二天深夜去上班，工作时间是12点到凌晨4点。这个喜讯让我整个晚上都极度兴奋，完全不能入睡。虽然终于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但自己从来没有在工作环境中与日本人相处，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所有未知的都是可怕的，什么都还没发生，我已经把所有可怕的事情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第二天深夜，到了那家店里，我才知道这个店里除了那位经理和两位日本大妈外，其他都是外国人，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和几个韩国留学生（难怪那时他们没有将我这个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当下便像是吃了定心丸一般，好歹不用太担心交流的问题。

虽然我如愿以偿成了一名洗碗工，但工作却不只是洗碗。一般情况下，晚上12点以后，店里只留三个人。为了让人力最大程度地运用，我被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学会厨房里所有工作。

对我而言，最麻烦的是记菜名，虽然不需要像相声演员那样把各式菜名倒背如流，但至少要记住每个菜是什么、怎么做。对于日语还半生不熟的我来说，这可是件大难题。所有这些菜名都不是学校会教的。我只能一边洗碗一边背，找任何机会接触菜单上的这些菜品，学着怎么做。我把这几百个词抄在纸上，下了班也时时刻刻翻看背诵，还要想办法在日语课上用这些菜造句。不仅如此，厨房里的所有器物、工具、器皿、动作，对我来说都是新事物，所有这些日语都需要我现场学习。

在涩谷洗碗的那家店的店内环境。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一个星期后，我的日语词汇量大大增加，一个月之后，日语会话水平也突飞猛进。而且，在一堆留学生包围下，经理也早已习惯了不失时机地给留学生教教日语、补补日本的文化常识。我大胆向他请教，都能得到他耐心的讲解。一个月后，厨房里的工作我基本完全掌握，我的工作时间也从原来的一周十六小时增加到三十二小时，收入翻了一倍，这也让我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了信心。不过，很快地，我的手便提醒我自己并不适合做洗碗工。由于长时间泡在有洗涤液的水里，两只手皲裂得非常严重，手掌裂开数十道口子，每一次伸展或握拳，都像是被刀剌过，手上还出了大片大片的疹子，痒得百爪挠心，每一天都在煎熬。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工作。直到半年后，朋友帮忙介绍去有乐町的一家中餐馆工作，我才得以摆脱这样的工作环境。

在涩谷洗碗的那家店

这家中餐馆的人员状况与之前那家店很相似，店里除了几个日本社员，几乎全是中国人。这时我的日语基本能应付工作中大部分交流，加上有了之前的工作经验，在这家店里基本上不需要洗碗，手也慢慢好起来。不久之后，经店里朋友介绍，又在五反田的一家烧烤店找了一份工作。那家店位于五反田的有乐街里面，周边都是酒吧夜店。到了深夜，来店里的客人千奇百怪。我们店算是这些人的深夜食堂。

于是，晚上6点到11点，我要在有乐町的中餐馆工作，下班后必须马上搭乘山手线赶去五反田的“深夜食堂”，工作到凌晨6点，再乘一个多小时的电车回家，早晨8点才能睡下。这样，我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全用在了打工上。需要去学校上课的日子，下班就直接奔学校去，中途在电车上睡上一个多小时。到了学校，强打精神上课，常常在课堂上昏睡过去。

有乐町铁道（高架）下商业街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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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通宵打工，又无法很好地休息，我整个人都浮肿了，每天身体僵硬无比，动一动都浑身疼。时间久了，积留在身体上的疲劳，逐渐导致精神上的麻木与倦怠，我越发觉得自己像一台没有知觉的机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清晰听到自己身体里的另一个“我”在问自己，“我还是人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和机器有什么区别”、“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显然，这些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想通的问题，也不是那种让自己不去想就能够抛到九霄云外的问题。我只知道现有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自己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五反田的有乐街

在接下来几年里，这些问题一直折磨着我。在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便越发厌恶现有的生活、厌恶现有的状态。我变得非常易怒，工作中稍不顺心，就会发火生气教训人。

也因为这样，我开始频繁更换工作。那几年里，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工作超过半年，有一段时期基本上每个月都在换工作。而且，就算辞职，我也要把店长或料理长教训一通。有一次，在日比谷的一家罗森打工，这家店的老板每次说话，都要用他的手指在别人脸上指指点点。我一气之下，就告诉他这种行为是很没教养的，说完便辞职不干了。这样的行为总能给我带来短暂的快感，但很快就让我感到厌倦。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遇到市川先生为止。

市川先生那一年已经74岁了，他身材矮小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总是满面堆笑。我和他一起，在北户田车站边上的一家全家便利店上夜班。尽管他已经74岁了，但丝毫不显老态，从进店那一刻开始，他的手就没停过，一直工作到下班为止，做起事情特别认真，一丝不苟。

有次下班和他一起回家，市川先生聊起了他的生活。原来他早年生活并不如意。年轻时他是一名卡车司机，开大型卡车跑长途的。后来，出了交通事故，这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身上有伤，在工作上一直很不顺利。好在孩子比较争气，学业有成，在大公司当上高管，对他也孝顺。那天说到最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笑着说道：“自己这辈子，的确很艰辛，不过，想想也觉得马马虎虎过得去，挺好的，没白活。”我问他这么大年纪为何还出来打工，他笑道：“工作其实就是训练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很多人觉得岁数大了就不工作了，要在家享福，我总觉得是不对的。身体和脑子一停下来，就不好用了，我的好多朋友，不工作了以后，很快就病倒了。”后来，我得知他喜欢音乐，年轻时还和朋友一起组过乐队。现在虽然岁数大了，几个老朋友还常约着一起去演出。他曾说过：“工作供养肉体，音乐补给灵魂。”这话让我至今难忘。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身边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一直以来，我从来不关心这些和自己一起打工的人的生活，总是用自己的观念去理解他们，觉得他们也就是一群终日忙于工作的木头人。深入了解他们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狭隘与无趣。才发现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除了和我一样是个打工者外，还有各种不同的身份。

有一个女孩喜欢旅游，每年她都打半年工，然后孤身一人旅游到国外旅游半年。有一个非洲鼓的鼓手，下了班就和朋友一起练鼓。有一个摄影学校的学生，每天随身带着相机，走街串巷去拍照。后来还遇到一位拳击爱好者，目标是成为职业拳击手。他们似乎都和市川先生一样，工作与爱好就像是人的两条腿，互相协调着向前迈进，身上总能散发着某种动人的力量，是一群心有居所之人。这让我学着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学着为自己的内心找一个安放之所。后来，我也喜欢上了摄影，并认定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原来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才逐渐离我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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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那几年的打工生活让我尝尽了苦头，不论外在的困难还是内在的迷茫，都让我非常痛苦。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我的心中总是充满暖意。一方面，当初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让我切切实实地得到了成长，另一方面，打工也的确帮助我解决了那个阶段经济上的大部分难题，让我在迷茫的状态下，还能保有尊严地生活，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获得直面未来的勇气。

事实上，日本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日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恶化，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发生巨变之后，自由职业者（フリーター）的数量开始逐渐增加。所谓自由职业者，在日本指的是以非正式员工的劳动形态（临时员工、临时职员、派遣员工、钟点工等）来维持生计的人。到2003年，自由职业者的数量曾一度飙升到417万人，到2016年为止，日本自由职业者的数量降到155万人，即便如此，在劳动力紧缺的日本，这个群体的数量依然相当可观。

按照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的调查报告，日本的自由职业者可分成四种类型，1.追求梦想型，2.青涩型，3.无可奈何型，4.自我提升型。2016年的数据表明，追求梦想型的男性为12%，女性为14.8%；青涩型的男性为24.8%，女性为23.7%；无可奈何型的男性为34.6%，女性为34.7%，自我提升型的男性为28.6%，女性为26.7%。从中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人选择自由职业，并非单纯为了自由、轻松，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提升自己、为了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做准备。

作为公司的正式员工，如果从事的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那么这份不如意的工作便会占去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让人很难发展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自由职业则可为自己留出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业做准备。另一方面，在日本打工的工资收入，也决定了做自由职业者能过上保有尊严的生活。一般情况下，按照最普通的劳动时间（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来算，平均一个月也会有15～20万日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8000～11000元）的收入，这既可以让人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也让人有足够时间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后来，我在从事摄影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日本的摄影创作者、艺术家、写作者，他们基本都经历过这种一边打工一边创作的时期，有的甚至将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直维持至今。尽管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庞大一直被日本社会视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我始终认为这并不是坏事。至少这样一种工作状态给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提供了自我发展的机会，让人不必为了生存而放弃理想，不必为了理想而放弃尊严。同时，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从这一点上看，我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个受益者吧。

回忆那些你所不能回忆的事情，也的确很奇妙。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回忆过往，才发现即便亲身经历的历史也同样是苍白而宁静的，很多毛细血管般的细节全然消失在光滑的脑回路之中，果然就是他人的故事。或许恰恰因为这种他者化了的记忆，让我对一些负面经历有了一定的免疫力。这样，留在脑子里的那些枝桠般的粗粝的故事轮廓或许撑起了一个貌似虚幻的记忆宫殿，依然可以透过枝桠间的缝隙隐约瞅见自己成长的轨迹。

诚然，打工的生涯常为许许多多的烦恼与苦痛折磨，但却帮助我经历了一个象征式的生命历程，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适应以及如何找到自己。也让我庆幸在各种困境中没有轻易地抛弃自己。相较于此，其他一切也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应该就是我在那些年里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