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宇在用望远镜观察崖壁上的植物生长情况。

图片来自网络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琴、柯高阳

初春的重庆金佛山,水雾缥缈。清晨,一辆越野车朝着大山深处进发。

随着海拔的上升,眼前的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又变成了泥泞的土石路,山路越来越难行。

“下车吧,我们就从这里上山。”65岁的刘正宇打开车门,带着镰刀和榔头径直去给大家开路去了。

跋涉:和大山打交道的人

刘正宇是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的研究员,已经在此工作了40多年,是所里资历最深的职工。早就到了退休年龄的他,又被单位“延退”了两次。这些年,他一直从事中药植物资源的研究工作。这是个和大山打交道的活儿,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得待在野外,不是搞调查就是采标本。

刚刚还在车里不作声的刘正宇,一上山就活跃起来,好像到了自己的“领地”。在路边的一块石岩上,刘正宇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指出了十几种药用植物来:“看,这种五片叶子的细藤叫爬岩藤,可以祛风湿；叶子上有白条形状的是冷水花,可以消炎止痛；长得像耳朵的是虎耳草,可以治荨麻疹……”这些路边随处可见的野花野草,在他看来全是宝贝。

沿着崎岖的山路上行,刘正宇一路走在前头,一行人都落在了他后头。“在野外爬山走路,刘老师总是走在最前面开山探路,我们年轻人都比不过他。”“80后”张军是刘正宇指导多年的学生,他说:“大家都开玩笑,讲刘老师有一双‘梢翁脚’,两条‘钢筋腿’。”

刘正宇的“梢翁脚”“钢筋腿”,是一天走上百里路,翻三四座山练就的。探神农、登贡嘎、爬娄山、穿横断、走版纳,奔波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夜宿在狼豹出没的深山老林,风餐露宿、挨冻受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渴了,喝一口山泉；饿了,嚼一口干粮；困了,就以地为床、天当被子睡上一觉。

“有一次在野外考察,没带水也没找到水源,实在渴极了,只能舔一下崖壁上的湿苔藓润润嘴唇。”刘正宇说,那次他们偶然发现山上的木荷树被烟熏到时会滴水,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对有些人而言悲惨的野外求生经历,在刘正宇眼里却都是大自然馈赠的惊喜。

除了辛苦,野外考察工作的危险性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83年夏天,他和同事上金佛山采一种植物的标本,在上山过程中,不慎一脚踩空,从峭壁上摔下来,腿上的动脉血管被尖锐的石头划破,顿时鲜血直流。同事乱了方寸,竟给他涂了拔毒的蛇药。药不对症,血流得更快了,刘正宇已经出现了败血症征兆。同事和村民刘福元将他合力抬到村卫生室,还好医生将血止住,最后送到市里的医院,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是刘大哥救了我。要不是他把本来要给发烧的女儿用的消炎药给了我,又背着我走了30多里山路送到医院,我这条命早就没有了。”刘正宇至今对这份恩情念念不忘:“我和大山有感情,也和大山里的人有感情。”

刘正宇最近一次受伤,是在去年7月。当时,他在野外做植物调查时突发晕厥,从坡上摔下来,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左侧一根肋骨断裂,双手、腿部都有受伤,需要治疗一个月。

这让爱人谭杨梅坐立不安。谭杨梅和刘正宇是一个研究所的同事,工作上是丈夫的得力助手,生活上是丈夫的“后勤部长”。2012年,谭杨梅到龄退休,丈夫却办理了“延退”。她不禁担心:“老刘总是闲不住,爱往山上跑。可现在都这把年纪了,哪还经得起这样的伤筋动骨呢?”

刘正宇却不以为然:“没啥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和大山打交道,受点伤是‘家常便饭’嘛。”

传承:和中药结缘的人

刘正宇1952年出生在金佛山下。当时,他的父亲刘式乔在这里担任药物种植场场长。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人员迁往大后方。战时的颠沛流离,使得疟疾等疫病流行,抗疟药品紧缺。为了实现抗疟药自给,国民政府在南川金佛山下设立种植试验场,对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常山进行栽培研究。这座试验场,就是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的前身。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刘式乔,在这里发明了使用直接插播法种植黄常山技术。

刘正宇从小就在金佛山上玩耍,几岁时就跟随父亲上山采标本。12岁那年,刘正宇因患上脑膜炎被医院放弃治疗。“是山上的两味草药把我救了回来”。他说。自此,刘正宇便立志要用一生来寻找“仙草”。

“文革”期间,刘式乔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长眠在金佛山脚下,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植物在一起。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刘正宇放弃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到金佛山脚下,继续父辈的植物研究事业。

40多年来,刘正宇一直致力于植物资源、植物基源分类和药用植物栽培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歇。一年到头,他平均有七八个月都待在野外,解放鞋要穿坏三四双,一把半月的镰刀生生磨成了窄窄的弯月,一副熊猫望远镜用到斑驳掉漆。在野外随身携带的《野外采集记录本》,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堆了好几箱。翻开来看,里面是刘正宇工工整整的笔迹:

“采集编号:S-403

采集地点:重庆江津四面山笋子沟

株高:0.2米

茎:略带褐色,被毛

叶:羽裂,被毛

花:粉红色

科名:牻牛儿苗科

植物名:尼泊尔老鹳草

……”

这样的记录本,他一年能写满七八十本,记录采集到的植物七八千种。

野外考察、搜集药用植物资源,除了用于学术研究,刘正宇还主张对这些中医药资源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大山里有很多可以治病救人的药用植物,可老百姓大多既不认识也不了解。比如救过我的刘福元一家,他女儿因为肺炎留下后遗症,可他家门前屋后都是专治肺病的金山岩白菜,太可惜了。”刘正宇说,发掘大山里的植物宝藏造福于人,是他在大山里不断寻找的最大动力。

刘正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重庆酉阳发现大面积的青蒿野生资源,帮助当地建立了一座青蒿素药厂。药厂每年提取大量青蒿素销往国内外,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到酉阳只有土路,我们一路‘脑门撞车顶’到了村里,待了很长时间。汇款也不方便,最穷的时候大家身上只剩五毛钱。但是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我们都很高兴。”刘正宇回忆。

几十年来,刘正宇造福于民的研究还有很多。他主持的全国金荞麦(苦荞头)主产区资源调查和金荞麦人工栽培技术项目,为太极集团解决了急支糖浆面临无原料而将停产的难题,种植金荞麦的云南彝族村民生活也得到改善；他发现分布在金佛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南川大树茶,让大树茶的生长特性和经济价值为世人所知晓。之前无人采摘的茶叶,如今已经是上万元一斤。种植大树茶的当地农民,家家户户都有了小汽车……

受他耳濡目染的独子刘翔,选择到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上班,从事中药研究和开发工作。刘正宇说,“我自己做得还是太少了,希望儿子帮我接着做下去,让中药研究造福老百姓。”

坚守:和时间赛跑的人

刘正宇最常为人说道的是他发现崖柏的故事。崖柏是一种古老的孑遗植物,生长于山崖石隙中,且只分布于中国西部的大巴山区。因珍稀罕见,又被称作“植物中的大熊猫”。199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告崖柏灭绝,我国也将崖柏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除去。这让刘正宇感到不服气:“外国人都没有到大巴山区来实地调查,凭什么就宣布崖柏已经灭绝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第二年,不服气的刘正宇带领考察队走进大巴山深处,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寻找,终于在重庆城口县的密林中发现了上百株活体的野生崖柏。经鉴定确认后,刘正宇和同事在国际权威杂志《林奈学报》上发布论文《崖柏没有灭绝》,向世界宣布:崖柏并没有在地球上绝迹,中国仍存在一定的野生种群。崖柏的再次发现引发了强烈反响,也促成了我国在2003年批准成立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除了发现了“崖柏”等多种世界级濒危动植物,刘正宇还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和生态环境建设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学术界为了表彰他几十年的野外艰苦工作和为植物资源研究做出的贡献,将两种新发现的植物命名为“正宇耳蕨”和“刘氏鳞毛蕨”。

凭着这些成就,刘正宇在国内植物学界引人瞩目。北京、成都的几所高校和大研究所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甚至特意准备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带着钥匙来请他“出山”。

“走还是留?”在一般人看来,答案没有悬念。要知道,刘正宇所在的研究所位于南川金佛山下的一个偏远小镇上,距离重庆主城100多公里。交通不便加上福利待遇没有吸引力,很多人申请离职。

可刘正宇却选择了留下。

很多人都不理解,爱人谭杨梅却懂他:“他离不开金佛山,离不开大山里那些他心爱的花花草草。”

至今还住在单位旧房里的刘正宇,似乎从未后悔放弃北京的“大单位”和“豪宅”。他说:“我住在这里,出门就是金佛山这个天然的植物陈列馆,有的是等我去发掘的资源。”刘正宇说,自己的心愿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植物资源,形成一份完整的植物资源“家底”资料,当一名合格的“库管员”。

为了当好“库管”,刘正宇带领团队先后采集各类动植物标本30多万份,积累原始资料数千万字,同时发现和命名植物新品种106个,其中包括南川木菠萝、金佛山兰、银杉等众多药用和经济价值极高的植物物种。

他说自己也有遗憾:“金佛山是个天然的绿色宝库,仅中药植物品种就多达近4000种。可是近年来的调查发现,其中的一百多种已经难觅踪迹。我们的研究只有再快一点,才有可能多保护几种。”

眼下,65岁的刘正宇正在进行标本数字化的工作。之前几十年搜集的成千上万份标本,需要系统地整理,以他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如此浩瀚的工作量。“有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歌名就是我的心声,时间真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刘正宇还收集了几千个中草药单方。“这些方子不传下去,对不起古人啊!可是我来不及整理,时间能不能慢一点再慢一点?”他说。

刘正宇说,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老天能再多给他点时间:“大山里的植物是研究不完的,只要我还能走得动、上得了山,哪怕70岁、80岁了,我也得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