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时间：2013-2016年

我在办公室备课时，教英语的吕老师正在同班上的一个学生谈话。吕老师语气严肃，男孩的态度却很漫不经心。吕老师不耐烦了，抬高声音：“别笑！”男孩嘴上应承着，脸上却依旧有笑意。

我回头看了一眼，男孩身高170左右，留着寸头，脑袋圆圆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吕老师没了脾气，鼓励了他几句，放他回去了。

吕老师告诉我，他叫周冲，15岁，是班上的问题学生，在班上年纪最大，搞不好还会煽动同学惹事，我要格外留意他。

她盯着入学摸底测试成绩单，周冲的英文考了21分。她指给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老师看，“傻子也能考20分，这是要拉死我的平均分”。王老师也一副视若大敌的样子，告诉我们周冲来自单亲家庭，成长环境差，品性不好。

我对这个叫周冲的男孩有些印象。前几天傍晚，同学排着队往食堂走，拥挤人潮里他扬起手高声冲我问候了句“老师好”，他看上去挺叛逆，但人还算礼貌，我当时还叮嘱他注意安全。

2013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来到这所私立中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学校是当地的明星学校，连续几年，县高考状元都从这里走出。

学校参照衡水中学的模式，崇尚分数，实施军事化管理：学生每天上下午跑操，无特殊理由不准假；吃饭要在食堂门口排队，各班依次进入食堂，禁止吃零食；晚10点，班主任监督宿舍关灯睡觉，严禁早恋、阅读杂志、小说……

私立学校保证生源的唯一方式就是提高学生成绩，在分数和升学率的压力下，老师们也如履薄冰。教师薪资直接同学生的分数挂钩，有的老师因一场考试月薪过万，也有人被扣至寥寥千元。

我内心并不认同唯分数论的教育风气，希望自己能在这些少年少女性格养成的重要时期，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世界，成为拥有健全人格的人。

身为新手老师，我也担心学生在课堂上捣乱，我牢记吕老师的叮嘱，决心上课时密切关注周冲的一举一动。

作者图| 四月的校园

这天上语文课，我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教室立马沸腾起来。周冲趴在桌子上盯着课本发呆，他在班上个子最高，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靠近后门的位置，没有同桌，他也没主动加入其他同学的讨论。

我敲敲他的桌子，问：“病了？”

他急忙坐直身子，笑着说，“没，没”，有点被抓了现行的不好意思。

我问他为何不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他吐了吐舌头，抓着后脑勺说：“我不会说话，语文学得不好。”

眼前的周冲真实可爱，我忽然放下一周以来对他的戒备，安慰他语文学习并不难，听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周冲低头应了一声。我又想到他每次被吕老师训话时萎靡的样子，继续说：“英语和语文一样，都是语言，多听多说就会了。你很聪明，一定能学好。”

周冲小声辩解道：“我们小学没有英语课，全班就我没学过英语。”

那之后，周冲不再在语文课上睡觉，偶尔还会举手回答问题，他思路清晰，观点犀利，让我很意外。

不久后，第一次月考成绩公布，偏科严重的周冲英语考了20多分，政治却接近满分。政治老师姓李，在这所体罚成风的学校，他对学生格外包容，坚持晓之以理。他并不知晓周冲的英文成绩，特意来到办公室夸赞周冲，说周冲字写得秀气，字如其人，孩子很有灵气。

这让吕老师更加认定周冲是在同自己作对。她把周冲叫到办公室，用力拍着桌面，“你是笨蛋吗？怎么就还考二、三十分？别瞪我，回答我的话！”周冲一口咬定说自己英语基础差，学不会。吕老师依旧不相信。

周冲离开办公室后，王老师也说：“这小子入班成绩第12名，现在考成班级倒数。昨天还被我逮住在政治课上睡觉，欠修理的玩意儿，我罚他站一周！”

被罚站的一周里，每次上课前，周冲去教室后面贴墙站着，左手捧书，右手歪歪扭扭地记笔记。课间，他多被吕老师叫到办公室默写单词，周冲每听写错一个单词、背诵错一处，她就用铁尺打他的手心以示责罚。被打得多了，周冲干脆不背单词，每天照例来挨打。

吕老师骂他态度不端正，他笑嘻嘻地说没有。被王老师撞见，他狠狠地踹了周冲几脚，又让他罚站两周。李老师认为这样影响周冲学习的进度，准许他在政治课上坐回座位，最终迫于王老师的压力作罢——学校赋予班主任绝对的权威，任课老师没什么话语权。

这下，周冲对数学也懈怠了。

不受老师们待见的周冲却在课堂上帮了同学的大忙。

那天上午，我正在教室写板书，教室里一阵骚动。我回头看见班上的杨阳右手高高举起，身子抽搐着向后仰。

班上流传杨阳患有心脏病。我意识到他可能是病发了，嘱咐班长去叫班主任，跑到杨阳身边，用手托住他的头。杨阳全身不停抽搐，身体直挺挺向后倒，后排的同学受到惊吓，迅速拉开桌椅，他的身体缺乏支撑，拖着我往后坠。我不知该如何急救，顿时慌乱起来。

周冲带着两个男生靠近，“老师我们来吧”。他替我托住杨阳的身子，又让后排同学把课桌后移，留出足够大的空间，扶着失去意识的杨阳慢慢平躺在地上，又自上而下轻轻抚摸他的心口，帮他平复呼吸。杨阳紧闭的眼睛慢慢睁开一点。班主任和年级主任抬着担架进来，和校医一起把杨阳送去医院。

这场意外让我心有余悸，我做梦一般讲完后半节课。下课后，周冲悄无声息地过来帮我拿课本和教案，在走廊里他对我说：“班里都在传杨阳有心脏病，他这不是心脏病，是癫痫。”

我问他怎么知道，他盯着地上的白瓷砖咕哝道，“我见过。”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沉默了一会，安慰我说：“癫痫没什么可怕的，只是严重一点的病，没事的。”

我反应过来，周冲是察觉了我的不安，在安慰我呢。

下午班主任告诉我，杨阳急救得当，已经出院回家了。我松了一口气，这次多亏了周冲。

或许是这次帮助同学带来的自豪感，周冲上课愈发积极。一次我抽查背诵课文，周冲举了手，我点他的名字，果然背得很熟。

下课后，他追上我问：“老师，我今天表现还行吧？我能不能当个语文课代表？”

他眼睛里出现了不常见的渴望，我问他为什么想当课代表，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想在我爷爷面前吹牛皮。”

有的孩子就是这样，用吊儿郎当的态度来表达真心。我理解他希望上进、哄爷爷开心的心情，和他约定：如果第三次月考排名进步15名，就可以当课代表。

回到办公室，我觉察到气氛阴郁。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发下来了，吕老师正在办公室发脾气，她所带班级的英语考试平均分一直是学校单科第一。这次期中考，她带的一位新老师的的班级，英语平均分超了她1分。

班级平均分以前50名记，若有偏科严重的同学发挥超常，进入前50名，就可能拉低其他学科的平均分。比如周冲，他这次史地政发挥极好，政治几近满分，但英语几乎交了白卷。

吕老师怒声对我说：“张老师，你别再管周冲了，他一个人就把我全班的英语平均分拉低了0.5。一颗老鼠屎搅了一锅粥。”王老师也附和，劝我别在周冲身上浪费精力。他们甚至开始讨论，设法让周冲转学或退学。

在学校里，起初老师们也会给成绩不好的同学补课，若久不见成效，他们会私下商量，希望学生主动退学或转学。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学生继续待在学校也没什么意义。

我第一次感受到，教师的身份与权力之重，一念之间就可以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我不想放弃周冲，也不希望别人放弃他。

我反驳他们，说自己从没刻意管过周冲，只适当地鼓励了他两句，“周冲挺聪明的，数学用点心一定能提得上去；英语起步比别人晚了太多，追上也许要慢点。刚入班的时候他语文只考三、四十分，我看这孩子挺有潜力。”

两位老师没再说话，我还以为他们接受了我的看法。

我心中惦记着和周冲之间的约定，希望他能通过第三次月考证明自己。但还没等到月考，他就捅了娄子。

十一月的一天， 我刚下课，走到办公室门口。隔着门帘，看见周冲被王老师一脚踹到门口，他红着眼睛，骂周冲“混账”，“学习搞不上去，一肚子花花肠子。到底写给谁的，说！”

周冲缩在门口沉默。王老师上前又踹了他一脚，周冲踉踉跄跄地来到办公室中央。几位任课老师静悄悄地批改作业，没人说话。我悄悄问吕老师怎么了，吕老师用气声回答：早恋。

我紧张起来。学校明文禁止早恋，一旦被发现，要通知学生家长、停课回家反思。曾有初三生因早恋被罚回家反思一个月，差点错过升学考试。但无论王老师怎么厉声询问，周冲始终一言不发，王老师决定将他的家长请来谈话。

几天后，周冲的爷爷来到学校。他又高又瘦，皮肤黝黑，鬓发花白，头上围蓝边白毛巾，上身穿藏蓝色中山装。他知道该打周冲几下以示家长的教育，但下不得手，一直似有若无地拍打着孙子的后颈，请老师一定再给一次机会。

老人不肯坐下，弓着腰絮絮地解释：周冲爸爸年轻时沉迷赌钱，他妈丢下孩子走了，周爸爸和朋友去深圳做生意，是爷爷和他患有癫痫的老伴把周冲拉扯大。“这孩子家教不好，都怪他爹，也是我老了没能耐。他命也苦，从小被别的小孩儿追着骂没娘。老师啊，我不懂怎么教孩子，只有请你们，请你们帮我把他教成个人。”

周冲一直垂着手立在爷爷身侧，听到这里，他开始无声地抽泣。我忽然明白了周冲一直以来超越年龄的成熟。不忍看眼前的爷孙俩，我开口为周冲求情。班主任最终决定，让他停课一周回家反省。

接下来的一周，周冲的课桌空空如也，我担心返校后他的成绩又要拉下一大截。但我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新老师，除了给他一些轻飘飘的鼓励，什么也做不了。

周冲错过了第三次月考，班级的英语成绩平均分重回学校单科第一，最开心的是吕老师，她说：“没有人扯后腿，班级的英语成绩又步入正轨了。”

那段时间，我心中困惑又憋闷。我和其他老师一样，每天起早贪黑，为学生的分数、考试排名焦头烂额，这同我做教师的初衷相差甚远。

几天后，老师们在办公室闲聊，说起周冲早恋的事。王老师低声说，他听到班上两个女孩躲到楼道嘀咕，说明明是陈莉和张天明处对象，周冲怎么挨班主任罚了呢？王老师神情平静，“嘁嘁喳喳以为我没听见，说还不是因为周冲学习不好。下节课我得让他们俩去课堂上答题。”

真相大白，但没有人提出取消周冲的处罚，也没有人提出公开澄清这场误会。

一周后，周冲重新回到学校，又变回一个无精打采混日子的学生。课堂上我点名提问，他茫然地站起来，显然是走神了。

我请他帮我把作业本搬到办公室以示惩罚，他默默跟在我身后，在我办公桌前立了一会儿，忽然很认真地说，“老师，我没早恋。我只是偷看他们的纸条。”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不跟班主任讲清楚，他低头小声说：“我不能把他们供出来，不仗义。”

周冲的课程越落越多，成绩一次不如一次。王老师说，“反正是不学了，找机会让他退学吧。”

往后，周冲经常出现在办公室，有时搬张凳子蹲在地上补数学作业，有时被喊来站着背英语，但他只是举着书发呆，上课铃响了，就提着书径自回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冲，他正在办公室门口徘徊。他拜托我把英文作业转交给吕老师，他又受罚了。我接过他的本子，本想安慰他几句，他已经一溜烟跑开，敞开的校服外套在风里飞起来。

周冲旷了半个月的课，一周后，他的叔叔来给他收拾课桌，告诉我周冲不念书了，准备跟他爸去深圳学做生意。

周冲离开学校那天，王老师心情很不错，还请办公室的老师吃零食。欢乐的气氛中，我坐在办公桌前，看到墙上贴着同学们在教师节送给我的卡片和文字，我为自己的无作为而愧疚。

作者图 | 在校时，学生送给我的画

学校里很少有人再提起周冲。

2014年，依照学校惯例，我带了新一届初一学生，换了新的同事，学校师生为分数诚惶诚恐的日子依旧重复上演着。

2016年5月，我陪学生们备战初二的期末和抽测考试，孩子们脸上写满疲倦和焦虑，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搬运知识的工具，当老师的热情一天天熄灭。

这年7月，我向学校提出辞职，于10月彻底离开学校，换过几份工作，但再没有做过老师。

六年过去，有时我在路边看到染一头黄毛的瘦高青年，会停下留心端详是不是周冲，想象他如今成长成什么样子。

他是我的学生，初一都没有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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