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4日，日本京都，游人走过空荡荡的伏见稻荷大社千本鸟居 图/新华社

小林美希曾以为，制度改变，日本少子化的社会现象也会随之改变。但经过20年的观察，小林发现，就算雇佣和育儿制度有所改变，日本的生育困境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需要不断追问的是，“婚姻究竟是什么？夫妻是什么？家是什么？”

“在生育问题上，排斥女性怀孕的企业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社会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的价值。”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何谓婚姻

“婚姻到底是什么？”这是小林美希在《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结尾留下的问题，也成为我们抛给小林的第一个问题。

小林笑了起来，坦言她在写作时，“何谓婚姻”的疑问在她脑海中徘徊不去：曾经相亲相爱、信誓旦旦地步入婚姻殿堂的两个人，到头来为何恨不得对方“去死”？

而今写作完成，她仍然没有答案。“对于夫妻关系融洽的人来说，婚姻是美好的事情，对于离婚的人来说，婚姻也没什么，我喜欢那些能够果断离婚的人。但对于想要离婚而不能离婚、又真憎恨丈夫的妻子来说，婚姻是什么呢？婚姻制度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也是他们不幸的根源。”小林说，“过去，人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养育孩子，不得不维持婚姻以保护家庭。现在，我发现人们还是会为了孩子、为了经济，在一个没有健全社会保障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去维持婚姻。我很难描述婚姻到底是什么，我甚至怀疑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在倒退。”

2012年2月24日，日本《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搜索“丈夫”这个词》的文章，提到若将“丈夫”一词作为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自动显示的第一个关联词是“去死”。但是，如果输入“妻子”，最先显示的关联词却是“礼物”等比较积极、充满善意的词语。那篇文章声称，丈夫若不抛弃“我家里没事儿！”这种毫无来由的自信，与妻子保持良好关系的话，很可能真的会落得“去死”的下场。

初读此文时，小林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出生于1975年，经历了日本从1993年开始的十年“就业冰河期”。她常年追踪劳动雇佣问题，几乎一直在报道自己同代人所遭遇的困境：二十多岁时，她是日本最先关注非正式雇佣制度的记者；到了三十多岁，那些被非正式雇佣的同龄人已步入中年，即使日本经济复苏，但因为早年没有获得一份正式而稳定的工作，他们的艰辛却更甚以往。在一系列就业报道中，小林逐渐关注到孕妇在职场上的差别待遇泛滥，而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性不得不退出劳动市场，日本逐渐成为一个“不让生育的社会”。

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导致劳动力人口剧减。对此，日本政经界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方式的改革。安倍晋三上台后提出了“一亿人口活跃”“打造全体女性大放异彩的社会”“改革工作方式”等政策，并陆陆续续地提出了众多有关劳动的口号和史无前例的雇佣政策。

2022年4月1日，人们带着宠物犬在日本东京国际会展中心参加东京国际宠物展 图/新华社

小林一度认为，是不合理的雇佣制度和社会的育儿保障制度导致日本的年轻人无法结婚、女性不愿生子。围绕这两点，她出版了基于大量采访写就的《中年漂流——无法逃脱的就业困境》和《不让生育的社会》。她曾以为制度改变，少子化的社会现象也会随之改变。但经过了20年的观察，小林发现，就算雇佣和育儿制度有所改变，日本的生育困境依然没有得到改善。2021年，日本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低出生人口数——81.1604万人，较上一年减少29231人，降幅远超预期，少子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日本厚生劳动省一位官员向路透社表示，2021年日本生育率下降是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和20岁至29岁年龄段女性生育率下降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小林有关劳动雇佣及育儿问题的采访中，目睹了一直轻声细语说着“我丈夫”“我老公”的采访对象，一旦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后，会突然在某一个瞬间怒气冲冲地称自己的丈夫为“那浑蛋”。虽然程度不同，但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表达，她们有过希望丈夫“去死”的念头。至此，小林才意识到，糟糕的婚姻关系极度值得关注。

当然，杀夫的行为和抱有“希望丈夫去死”的念头不能相提并论，但小林仍然想去追根溯源，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妻子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我在想，我们的婚姻制度是不是也需要变革，我们面临着非常多样化的选择：有的人不愿意生孩子，有的人想要生孩子但不要丈夫。我们需要一个不结婚也可以生孩子的社会。”小林说。

2022年5月，在日文谷歌中检索“丈夫”，首先出现的智能联想仍然是：“丈夫 死亡的方法”。

全职主妇的深渊

20年前，为了报道非正式雇佣制度下的年轻人，小林认识了贵子。

贵子毕业于名校早稻田大学，毕业即遭遇“就业冰河期”，成为了一名非正式雇员，收入较正式雇员减少四分之一。贵子在印刷业工作，是行业里极少数能够控制印刷成品与电脑设计之间没有色差的员工。不仅如此，贵子只要用手捏一捏纸张，就能知道纸张的材质和厚度。

尽管贵子工作努力又专业，但她没有得到认可：没有升职加薪，贵子只是一个没有未来的非正式雇员。

超负荷工作的贵子每天都赶末班车回家，她时常疲惫不堪地想：“再这样下去，就要累死了。”年近30，贵子以结婚为借口辞职，准备在婚后重新找一份工作。

丈夫比贵子大7岁，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工作，勤快且看起来性格温厚。贵子以为自己稳获了“安定股”。

但辞职大约两个月后，贵子就怀孕了，找工作的计划不仅要搁置，婚姻危机也迅速浮出水面。丈夫对于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吹嘘深信不疑：买下一块破地，找建筑商盖房，就能稳赚租金。“我丈夫以前炒过股，损失了好几百万，我有一种他要重蹈覆辙的预感。”贵子说。

因为买地盖房，贵子与丈夫的争吵逐渐升级，但丈夫并不在意贵子的反对。最终，夫妻俩背上了五千万日元的贷款，盖好的房子也只租出去两间，大多数房间空着。

贵子的丈夫虽然不知体恤他人的感受，但对钱财和物件却颇为宝贝。“后来我们的争吵再度升级，两个人扭打起来。我被他推倒在地，刮坏了墙壁，他连看都不看已经倒在地上的我，直接扑过去检查刮坏的墙。”

由于无法和丈夫沟通，贵子几乎终日处在心情郁闷、萎靡不振的状态里，还经常发烧。一年365天，她每天都在想：“这混账，怎么不去死啊？”

慢慢地，贵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虽然去看了妇科和精神科，可还是把气撒到了孩子身上。贵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虐待孩子后，一家人去了儿童咨询中心。儿童咨询中心建议他们搬离那栋房子，丈夫先以沉默抗拒，最后勉强同意。但在这之后，对于孩子上幼儿园的一系列事情，丈夫再次闪躲。

贵子对孩子抱有愧疚：从出生那天起，孩子就每天面对着吵架的父母。在幼儿园里，孩子显得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从不加入同龄孩子的玩闹，只是紧紧贴着贵子，寸步不离，透露着内心的不安。

贵子说，没离婚，是因为不想给饱受精神创伤的孩子伤口上撒盐。她还在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告诉孩子“爸爸是很重要的人”——尽管她在心里已经将丈夫当作陌生人。

“当初不和他结婚就好了。”贵子无数次这样想。生完孩子重返职场的计划，也因为终日精神萎靡而未能实现，再生一个孩子的心愿更是绝无可能。

2021年4月14日，日本名古屋，一对新人在神社附近拍摄结婚照 图/视觉中国

贵子的故事首先出现在小林2004年所做的报道特辑中，而后又出现在《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一书中。这些长期保持联系的受访者，往往希望与小林一起，唤起整个社会对一些实际问题的关注，而不是仅以一次采访或报道而告终。

正是贵子启发了小林对婚姻关系的关注：贵子陷入难以自拔的全职主妇的深渊，这一切缘何发生？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日本有20%的女性希望成为全职主妇。小林认为，这种选择受到了就业环境的影响：对于在“就业冰河期”步入社会的女性，无论是不是正式员工，就业环境都在日益恶化，由于无法获得育儿假，生育即失业，别无选择的她们只能成为全职主妇。

如若选择离婚，外出工作的单亲妈妈往往无法获得预期的薪资。另一位受访者京子则告诉小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再苦再累都会咬牙坚持。“可是，因为托儿所和儿童托管制度不健全，没人可以替我照看孩子，很多工作我都没办法做。现在的儿童托管制度真的太需要改善了。”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显示，日本的年轻人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中，男女性别差异意识正在逐渐消弭：赞同“婚后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人正在逐年减少。

一边是日渐增长的性别平等意识，一边是成为全职主妇的现实，小林认为，这般矛盾之下的女性，在婚后难有幸福可言。

不能离婚的“团块世代”

不顾妻子怀孕照常去喝酒，不愿给孩子换尿布，早上送孩子去托儿所、下午却借口加班不去接孩子……这样的细节充斥于《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丈夫们也许会惊讶：“啊？就因为这点小事？”但妻子们心生杀意的瞬间，正潜藏在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中。如果丈夫一直对妻子的不满视而不见，那么，凉透了心的妻子，终有一天会在内心真切希望丈夫去死。

小林的父母属于“团块世代”，这是“二战”后出生的第一代日本人，经历了物资极为匮乏的童年，自幼习惯竞争，充满重振日本的使命感。在对父母辈的采访中，小林发现，团块世代的女性即使不愿意，也必须结婚离职，改用父姓——这在当时是理所当然。她们因为做家务和抚养子女的劳动得不到认可而苦闷，也因为社会的偏见以及经济无法独立，而不能离婚。

小林以《不再需要老公！对丈夫恨之入骨的团块世代妻子》章节标题，讲述了一些在矛盾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中老年夫妻，其中，妻子的怨恨令人毛骨悚然。

2014年，在东京，一名70岁的女性殴打丈夫（79岁）并致其死亡。案发36年前，妻子发现丈夫出轨，但她忍下了内心的苦楚。直到2013年，丈夫觉得时过境迁，向妻子坦白了婚外情的细节。而妻子，面对胃癌手术后卧病在床、需要自己护理照顾的丈夫，脑海里不断浮现他36年前的背叛，最终无法按捺心中的愤恨。

对于已经退休的团块世代夫妇，有恨意的妻子们往往都算过一笔账：如果离婚，判决下来的抚慰金和生活费，甚至即使拿到丈夫一半的退休金，算下来也不能够负担独自生活的开销。

“到我们这个年纪，离婚是不可能了。不管我们俩谁搬出去，都要多花一倍的钱。靠养老金度日的我们，为了不产生额外的花销，就算心里再不愿意，也必须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信子告诉小林。退休后她找了一份在幼儿园做营养师的工作，既是为了钱，也是因为不想与丈夫一起待在家里。

2022年4月6日，日本东京一家养老院中，工作人员指导一位老人锻炼身体 图/视觉中国

“团块世代的男人就是废物。没带过自己的孩子，所以根本不会带外孙。什么都指望不上。所以，对他完全不抱任何期待是最正确的选择。”信子说。信子年轻时，曾为了孩子而忍耐丈夫暴躁的脾气与懒惰的习性，也曾因使用丈夫的月薪而遭到羞辱，也曾做些违背本心的事情去讨好丈夫。“为了讨得一点生活费，不得不向丈夫献媚的女性，真是太可怜了。”小林说。

2010年，日本福冈市成立了“全国亭主关白协会”，一个以“溺爱妻子、辅佐妻子”为宗旨的民间协会。协会会长天野周一，在自己50岁时发现，他持续二十多年的婚姻有走向终结的危险。与此同时，他发现周边许多朋友的婚姻也正在走向崩溃边缘，因而成立了这样一个协会。

“与其操心国家大事，不如提高一下自己在家里的活命率。妻子残酷无情、心生杀意的原因在丈夫自己身上。做丈夫的总是按照社会标准，高高在上地俯视家庭，殊不知，家庭成员的实际排位是妻子第一、孩子第二、宠物第三。如果丈夫能意识到自己排在第四位、处于最底层的话，也许就能端正自己对待家庭的态度了。”天野对小林说。

落花不返枝，破镜难重圆。对于团块世代不能离婚而有恨意的妻子，小林认为，她们再也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记忆已被“这种时候，他这样说；那种时候，他那样做”的怨恨所填满。

个体的观念改变终将改变社会

在小林的调查中，尽管现在日本社会对离婚的偏见少了很多，但出于经济原因而无法离婚的状况，与40年前并无差别。她以日本私立学校的学费为例，计算出如果孩子就读的都是私立学校，学费约为2205万日元。单亲妈妈凭借一己之力，很难把孩子抚养成人。

今天的日本依然保留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就业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女性“结婚离职”正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后果集中体现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上。妻子对丈夫的怨恨深植于人们在面对家庭琐事、育儿烦恼时，呈现出的刻板性别角色观念中——男主内女主外。而导致这种性别角色观念产生的一大因素是男女就业差异。

在日本，《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已实施了近40年，日本依然有大约一半的职业女性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失业，每4位怀孕女性中就有1位遭到“孕妇歧视”。曾经的“结婚离职”被“怀孕解雇”和“育儿假难休”代替，以另一种方式将育儿女性推出了劳动力市场。约半数日本女性得到第一份工作时，是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入职的。只要公司以不续签合同为由，就能简单地将其合法解雇。

即使是正式员工，在日本以“长时间工作”为前提的职场环境中，仍有很多女性由于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而备受责难，最终被迫辞职。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银行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2年妇女、营商与法律》报告显示，全球男女预期终身收入相差172万亿美元，接近世界年GDP总量的两倍。而根据世界经合组织2019年发布的数据，韩国、日本位居男女薪酬差距前两位。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发布的数据，2020年，日本女性的年薪资收入只有男性的74％，同时，尽管日本女性的就业率达到七成，但不稳定、薪资往往较低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为54％，高于男性的22％，进一步扩大了薪资差距。而有16岁以下子女的日本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则在2010年一度达到61%。“女性一旦成为单亲妈妈，就会瞬间跌入贫穷的深渊。”小林说。

当我们和小林说起，即使丈夫对待婚姻的观念改变，日本社会的就业环境仍然对女性十分严苛，严酷的职场环境也削减了男性做家务和育儿的时间，引发了妻子诅咒丈夫去死的不幸开端。小林回答：“我相信，个体意识的改变终将改变整个社会。”

她说起高中参加志愿者培训的故事。在培训中，俩俩结成对子，一个人扮演盲人，一个人扮演不会说话的聋子，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她读过《海伦·凯勒》的传记，也曾想象过失明和失聪的艰难，但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真正失明和失聪是多么令人沮丧和焦虑的事情。

“课程结束后，我试着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盲目地走来走去，以测试一下，我太害怕了，不敢走。当时，我觉得换位思考对需要帮助的人有很大作用，我想做这样的工作。”

这正是小林认为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去很多地方看、去很多人身边听，把那些不能发声者的语言和想法都捡起来，写成报道、写成书，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产生共情，用舆论让社会发生改变。

小林美希

“社会没有真正意识到孩子的价值”

南方人物周刊：新冠疫情中，你比较关心哪些问题？

小林美希：女性的雇佣情况变得更糟糕了。这次疫情受到打击比较大的几个产业——餐饮、酒店和旅游等，女性在这些行业的就业比例很高。这些行业遭受了巨大打击，那么继续从事这些行业的女性会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女性贫困现状会越发严重。我很关心国家和企业，是否能出台一些宏观层面的政策去挽救这些行业。

但事实上，目前还没有。日本一直很擅长制造业，但我们技术优势正在下降。如果不能提高日本技术，以保证日本制造业仍然是世界最强，那么整个国家的雇佣问题都很难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在过去两年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育儿所和小学关闭线下教学，很多母亲因为要照顾孩子而无法去工作，这使得她们会失去自己原有的收入。

南方人物周刊：疫情会影响你日常的采访么？

小林美希：过去两年里，我确实减少了很多当面采访，但现在都已经恢复了。不过正因为疫情，我可以通过视频和电话的形式，更灵活地采访很多人。以前我觉得通过网络采访很不自在，但现在这种采访方式越来越普遍。

疫情之后，人们被迫待在家里，但很多人仍然想与别人聊聊他们的问题，所以会通过SNS联系我，我因此做了更多的采访。

有很多幼儿园的保育员来找我，他们在工资收入上遭遇了很多问题。我先关注的是保育员的休业补偿被不当削减，我也关注到了保育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并且不同企业和地区差异巨大，这需要国家介入，对保育员工作进行行政指导。保育员必须获得足够工资，才能够提高保育质量，对接受保育的孩子及父母都会有好处。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想要离婚的女性也会来找我。疫情带来了三种夫妻矛盾：一，两个人都居家办公的情况下，如果房子不太大，丈夫一般会占据书房，独自舒适地工作，妻子只能在客厅的桌上使用电脑；二，夫妻双方都在居家办公的情况下，妻子还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比如每天到点烧饭；三，因为孩子不能去学校，妻子也承担了更多的育儿工作，丈夫几乎什么都不做。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夫妻会集中爆发矛盾。

2021年5月24日，人们在日本东京接种新冠疫苗后留观 图/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在《不让生育的社会》的结尾，你说你相信个体意识的改变终将改变整个社会。

小林美希：对我们而言，“抚育下一代”本是自然而然的人类行为，然而如今的社会却在疏远、排斥它。不管是自己的孩子，抑或他人的孩子，作为父母都无法给予他们良好的成长环境，就好像日本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希望，雇佣环境逐渐恶化，社会构造日益复杂，结婚也变成困难的事，或者即便结了婚，也不愿意要孩子，又或者即便要了孩子，也有父母放弃育儿甚至虐待孩童——种种社会现实刺目至极。

我在书中给出了各种积极的解决方案，哪怕周围人仅仅给予这些家庭很少一点的关注或支持，都能让他们看到希望之光，而这也恰恰是社会存在之意义。不管孩子出生时家里是怎样的状况，也不管他们出生于什么样的环境，单纯希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能够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如果有更多人怀着这样的想法，大概未来的日本才会变为“能够生育的社会”吧。

南方人物周刊：你经常会从日本国家命运的角度去谈论问题。在谈论生育问题时，你反复提到，孩子肩负着日本未来重任，无论企业抑或国家，都必须加大投资，思考如何营造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一个父母与孩子都能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你很忧心日本的未来么？

小林美希：非常担忧。人们常说日本正在沉没，但我认为它已经沉没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日本到海外。如果社会继续这样发展，那就没有未来了。

我认为政治家和官僚是造成当前局面的主要原因。政治与商业勾结，因此企业总在考虑如何为政治家做些什么，而不是为全社会做些什么，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并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我常年跟踪劳动雇佣制度的感受。

在生育问题上，排斥女性怀孕的企业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社会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的价值。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的杉本顾问曾表示：“整个日本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在扭曲的精神状态支配下，育儿支援意识格外薄弱，我希望女性怀孕后不再被企业解雇，希望全社会都对拥有小孩的家庭投去体贴的目光。”

大约15年前，我采访一家大型商社，社长跟我说，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改变的话，就来不及了——整个社会都在往利于政府和利于大企业的方向发展，个体的利益被掠夺。现在看来，日本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积重难返。

我希望政治家们能读到我写的东西，我也在过去几年里与一些议员直接交流，我想通过我的工作改变现状，希望我的报道能够成为改变的契机。

“保持纯粹的价值观才能看清真相”

南方人物周刊：对于中韩两国，你有什么关心的问题么？

小林美希：我非常想了解中国与韩国的女性在职场与婚姻中的状况。对于韩国我可能更了解一些，韩国的很多方面也是能够想象得到的。但对于中国，我了解得很少，如果今天的采访有时间，我希望你能多告诉我一些关于中国的状况。

包括《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在内，我有好几本书都在中国与韩国出版了，对此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们会阅读我的书？是因为你们读完之后有共同的感觉，还是认为日本是个很奇怪的国家、带着猎奇的眼光来看待日本？

很久以前去中国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在市场闲逛，买了大量的中国商品和茶叶，都是很美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你做了22年记者、15年自由记者，一直致力于深度调查。你是如何保持一颗热忱的心？有任何时候，你想要放弃么？

小林美希：在我的报道中，我认为很多受访者都保持了初心。他们中许多人都希望改变整个社会，并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这也是我不断努力的原因，我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我从未想过放弃。我坚信我一定会写出只有我才能写出的东西，当我努力地在追求这个愿望时，会因为受到他人相助而得到信息，于是我所追求的道路就一点点铺展开。

在日本，报纸、电视台和出版社的大多数全职雇员都工作到退休，但没有多少自由职业者会持续工作20年。即使有些自由职业者工作时间很长，他们中的多数也会为了挣钱而做一些妥协的工作。我的收入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自由地提出我的论点，这不是金钱能够取代的。

我不喜欢以“卖得出去”作为杂志或者书的形容，我经常反驳这种看法，我认为应当以“能够被阅读”来形容出版物。报纸、杂志和电视记者日渐倾向于在工作最初就在脑海中想象一个计划，然后着手进行符合自己想象的采访，并将其变成文章和节目。我确信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记者们首先是走、看、听，如果你不写你感受到的问题和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问题，那么做记者就没有意义。只有在积累了足够量的采访后，我写出来的东西才是“能够被阅读”的。基于我过去20年完成过的报道和书，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并非我所有的选题都会被采纳，但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优势在于，我可以为我的选题一次又一次地做提案，A公司拒绝了，我就向B或C公司提出。肯定有某个地方的人与我的想法相同。我坚持这样的信念，从不放弃，就这样，20年过去了。

我曾多次想，我是否应该参加议会选举。但似乎现在的状态最适合我：不受限制地自由发言。

2021年4月23日，人们佩戴口罩在日本东京搭乘地铁 图/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小林美希：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一个日本不起眼的株式新闻社工作。这是一家证券报纸，在很多采访中都会被轻视。比如我给大的贸易公司打电话时，他们就会问：你是朝日新闻的么？还是日本经济新闻？

但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不一样，他们的工作人员每次都会记得我是谁，并不因为我的新闻社比较小而歧视我。我很想要采访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丹羽宇一郎先生，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商人，还曾做过日本驻华大使，对中国也非常了解。

我是个很有耐心并且会为了工作不断努力的人。伊藤忠商事的决算说明会我每次都会参加、每次都坐在第一排、每次都提问、每次都给丹羽社长递名片介绍自己，后来丹羽社长就记得我了，我也因此获得了采访丹羽社长的机会。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年少轻狂，问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比如社长的工作是什么？丹羽社长说，他们为了顾客和股东的利益工作。很多股东会给丹羽社长写信，他也会亲笔回复。一年后我跳槽到《周刊经济》，也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复了，告诉我他并不在意公司的名字，他看中的是一个人如何。

过了两年，我遇到了一点困难，我给丹羽社长发了一封邮件，希望能够与丹羽社长聊一聊我的困惑。很快我就收到了丹羽先生秘书的回复，得到了一个非常正式的预约见面。我告诉丹羽社长，我很想从《周刊经济》辞职，因为我做了两个关于年轻人悲惨的劳动关系的企划，都被公司否决了。丹羽社长告诉我，你要再坚持一下，尽你所能，把你想做的事情，跟你的上司说三次，上司最终会输给你的耐力与韧性。但倘若还未通过，你再辞职也不晚。

于是我下定决心，继续向上司提交企划书，当我第三次提交关于非正式雇佣制度的企划时，我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至今非常感谢丹羽社长。丹羽社长的鼓励，成为我内心的一个支撑。如果不是他鼓励我坚持，我可能很早就换工作了，更不可能一直追踪劳动雇佣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做证券新闻的那段时间，你有什么比较满意的报道？

小林美希：（笑）我只做了一年的证券新闻，特别擅长猜股价。我写过很多预测，关于某只股票可能要涨，大部分都说中了。

我经常要去企业采访，也会参加很多新闻发布会，我在这些企业报道中了解了许多企业。我相信，认认真真做事情的企业，最终一定会受到好评，股价也会上涨。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么？你相信正义最终会获得胜利，你也相信一家好好经营的公司最终会得到商业价值的回报。听上去，你多年来坚信某些理念和原则，并在行动上遵从这些原则，从不放弃。

小林美希：在我这样一个年龄，我看待问题的方式很诚实。我喜欢浪漫的电视剧，希望会有完美的结局；我也看了刑侦剧和法律剧，希望正义能得到伸张。

我喜欢美的东西。尽管我的写作主题都很锋利坚硬，但在私人生活中，我喜欢很多美丽的东西。我喜欢寻找美丽的杂物、配件和衣服，也喜欢看书法和绘画，我自己也写。

我认为“单纯”就是受到称赞时，能尽力而为，而只要我做得好，我就会得到赞美。比如当我适当节食之后，体重下降，人们会说：“你瘦了”或者“你很受欢迎”之类的话，当因此被表扬时，我会更认真去做这件事。最近，因为血糖和血压都比较高，医生建议我减肥。当时，医生告诉我，你能够做到，因为你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我在6个月内大约减去了10公斤。

而在工作方面，当人们说“只有小林能写”的时候，我会被激励到，更加努力地工作。读者的反馈让我高兴，即使感到疲惫，也会再次努力。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试图欺骗或以计谋对待别人，他们是永远不会帮助你的。自从我成为自由职业者，我险些被一些人以“我们一起努力吧”为由而利用，但我能够躲开，是因为我有记者的直觉。我认为，在面对坏人时，只有保持纯粹的价值观，才能培养出看清真相的眼睛。在我看来，日本一些政治家，特别是掌权者，他们都有一双“死鱼眼”，他们恶劣的生存方式经常从他们的脸上展现出来，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认为内心纯粹很重要。如果你的内心纯粹，你就会遇到同样纯粹和善良的人。

（感谢秦子妍为本次采访所做的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