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将银行工作,与稳定、体面划上等号,却鲜少看到身处其中的焦灼。数字化转型下的银行业,个人如同一颗螺丝钉,被财富机器吞没并耗尽。于是,银行的年轻人辞职成了一场小型的网络运动。
“稳定”的背面
气味的变化清晰划分了银行柜员陶子的一天。
开往广州城中村的早高峰地铁,是淡淡的脂粉味。陶子被人群包裹着走出站,路过一个大型菜市场,渗入空气的鱼腥味和肉禽味扑面而来。银行网点的营业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陶子通常提前半小时到,柜台玻璃短暂阻隔了外面的市井味儿。
晨会结束,顾客涌进来,气味又恢复了。来办业务的大多是市场里做小本生意的人,递到陶子手里的钱卷了边,散发出酸臭味。陶子觉得这个味道像冬天不洗澡的人,闷在几层厚衣服里,一阵阵飘出来的。数钱时,纸币上的油污黏腻地糊在陶子手指上,一个上午,指尖就由黄变黑。
每天早晨都要擦一遍的点钞机,到了下午又蒙上一层灰,打开机器后,里面残留着猪肉、鱼鳞、面包渣。疫情期间,银行才允许柜员戴上口罩和手套,气味并未减轻多少,但好歹挡住了灰尘。早就戒掉油炸食品的陶子,发现自己的慢性咽炎得到了缓解。
下班后,陶子走进一家沙县小吃,填饱肚子后,扫码支付——数了一天钱,她不想再碰现金了。穿过路边摊的烟火气,挤进回程地铁的汗味里,又一个难熬的工作日结束了。
这是陶子在银行工作的第7年。毕业后,陶子先做了两年柜员,中途调岗做了半年客户经理和一年理财经理,由于性格内向、不擅长营销,她的业绩不理想,最后还是回到了柜台。辞职的念头在脑中盘旋了三年,挥之不去。
父母眼中体面稳定的工作,在许多跟陶子一样的柜员看来,这份职业的体验并非如此。
银行营业部有着严苛的工作流程和接待礼仪。大堂经理和柜员的一言一行,都在无死角的监控下进行。陶子记得,一位同事曾被处分,原因是事后监督部门在监控里看到,她跟顾客说“您好”、举手示意时,五指没有并拢。
在这种最严格的监视下,陶子像是被锁在工位上,一旦坐下,就无法轻易离开。长期憋尿造成的肾结石,成为柜员们的职业病。遇到客流量大的时候,陶子几乎一整天碰不了水杯。在没有顾客的间隙,陶子才能竖起“暂停服务”的牌子去喝水,起身前务必整理桌面,将电脑黑屏、箱子上锁,最后摆正椅子。
即使没有顾客来办业务,也不代表可以长时间离开柜台。柜员身上背着存款指标和信用卡任务,若行长来巡视,看到陶子手头没事情,会提醒她:“你这么有空,不如去打几个电话。”
神经高度紧绷的同时,陶子还得为客户提供情绪价值。客户排队等久了会骂人,没带身份证会责怪陶子不懂变通,质问“社保卡怎么就不行了?”
柜台窗口旁的投诉电话,似乎赋予了客户刁难柜员的权力。柜员卢卡曾被一位男顾客投诉,理由是卢卡上厕所回来后没有向他道歉。还有一次,一位30多岁的女顾客要办理的业务更新了,卢卡说“我帮您确认一下”,女顾客不耐烦了,吼道:“你要是不会就滚蛋!”
陶子觉得,从事面向大众的服务工作,只能忍耐。挤不出微笑的时候,面无表情是她唯一的反抗方式。当陶子去医院、餐厅等场所,遇到态度不好的医生、服务员时,比当柜员前多了一份同理心。
去年有段时间,陶子发现办公室多了一种气味。同事王姐带了个小炖锅熬中药,一天三顿少不得。王姐还有三年就退休了,她给大家看过体检报告,陶子瞥到乳腺囊肿、肾结石、抑郁等字眼。陶子不知道,王姐的七八种病,有多少是在工作中憋出来的。但她发现30岁的自己,有了一些病症的初兆。
王姐此前请过一年的病假,行长点名她几次后默许了中药的味道。陶子第一次理解了父母在意的“稳定”。疫情下,许多企业发不出工资,但银行不会拖欠薪资,更不会轻易开除一个老员工。
稳定的背面,是长久累积的痼疾。七年来,陶子很少有成就感。数钱,可以交给机器;打字算数,初高中学历就能做;接运钞箱,论力气比不过安保。从琐碎又机械的工作流程中醒来,陶子发现这些事甚至不算脑力劳动,不用主动思考与创新,时间久了,自己与同龄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群体归属
银行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四大行从2015年开始,实行网点智能化升级,铺设智能柜台的结果是削减6.92万柜员。
王姐是“幸运”的,但陶子不想成为王姐。
曾有年长的同事劝陶子找个人结婚,在广州安定下来。陶子不明白,结婚又能给当下生活带来什么转机,同事说:“结婚了就好安心做柜员啊。”陶子听了背脊发凉。
据银监会2015年年报,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80万人。涌入银行的年轻人,获得了一份工作,却找不到群体归属感。一项样本数为124万的统计显示,年龄在40岁以上的银行从业者占比51.4%,30岁以下的仅28.7%。
银行大堂和柜台,是最容易看见员工年龄差距的地方。五年前,刚毕业的小姝进入家乡省会的银行做柜员。小姝所在的支行,每个月要开一次全体会议。小姝发现,会前十分钟和中场休息时,行里的中层领导比新人更散漫。严肃的业务培训,变成了一个婚姻探讨会——如何制服老公和婆婆、如何用理财背着另一半攒私房钱。
私底下,前辈柜员会对小姝进行思想灌输。头一天的话题还是“老公靠不住,钱要握在自己手里”,第二天又成了“日子要好好过,和老公和睦相处”。这种分裂,带给小姝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她担心自己在这个地方,努力做到管理层,不愁收入,眼界却窄了。
离开要趁早。小姝从家乡飞到了厦门,新公司在海边一栋三层别墅里。从银行跳槽到内容行业,工资被砍到了三分之一,但她找到了有共同话题的同事和领导。那年万圣节,公司团建活动是沙滩自助烧烤。小姝站在温热的咸味海风里开啤酒,抵着瓶盖的手指隐隐作痛,她想起银行数钱的日子,庆幸已经远离。
被困在原地的陶子,近两年在银行内部寻找过出路。英语专业出身,她只能将选择范围缩小,竞聘没有硬性专业要求的岗位,比如总行秘书、客户经理。可笔试顺利通过后,总是过不了面试这一关。
陶子陷入了自我怀疑:“我好差劲,别人都升职了,只有我一直是个柜员。”当她将这些苦恼讲给父母听,父亲质问她:“你这孩子怎么吃不了苦?”得到的回应将痛苦升级,她不再指望父母理解,转而向朋友倾诉。
“我想辞职。”
不赞同的声音仍是大多数。“你这个水平,去企业哪有这么高工资?”“现在经济形势不好,银行挺不错的。”“你去企业做不好,可不会像银行这样养着你。”
直到一次偶然,陶子在微博上发现了一个超话“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她诧异一个关于辞职的话题,在行业类超话中,与“兼职”、“CPA打卡”一起排到前十位。这里发帖数过万,有1.5万人关注,他们互称“狱友”。超话主持人在置顶微博中形容这是“银行辞职狗的避难所”。
翻阅了超话里的贴子后,陶子才发现,这些人和她经历着相似的职场困境。获得升职机会和果敢辞职的人是少数,她不是唯一被落下的。陶子在这里找到了同类,开始发帖记录。
搭地铁去总行考试的那天,陶子被“城里”的下班族包围,“他们的脸上也有疲累,但精神充盈,外表体面,迎面走来的几个女孩子,讨论着什么咯咯笑出了声”。一想到第二天要回到城中村,继续面对没有活力的同事与充满戾气的中老年客户,陶子写下了内心的祈祷:“真想在这里停留得久一点,最好是永远不再回去。”
微博发出后,几位“狱友”回复道:“完全写出了我的心声。”
换回自由
“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这个问题每天都在敲打着超话参与者的心。
有人每天都来这里打卡,在自问自答中释放负面情绪。离开了就是一场胜利,有人工作半年多,离职前付了一万五的违约金,“全赔进去了,但能买来自由,我乐意。”不敢轻易辞职的人,大多是因为暂未找到方向。
今年5月,奈奈成了超话里最受瞩目的人。
这是奈奈第一次在超话里发帖,她向“狱友”们分享了辞职的好消息。在其他人担心疫情下不好找工作时,奈奈的工资涨了一倍,但她还是选择从银行裸辞。这个决定,是她送给自己的25岁生日礼物。
算上实习,奈奈在银行工作了5年。毕业前,奈奈听从父母的建议报考了本地的银行。当时也算是挤破了头,奈奈本科专业是会计,与她竞争同一客户经理岗位的,是金融、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或有双学位的本科生。
入职后,奈奈负责对公业务。比起在营业厅工作的同事,业务部门的好处是薪资高。高强度的忙,打破了奈奈对这份工作的想象。
部门似乎永远在缺人。第一年,奈奈是职场新人心态,见活儿就主动干,受到了领导赏识。能者多劳,后来领导总是将最紧急的贷款业务交给她。长期加班的回报是涨薪,但计算时薪,实际上是一份工资做了两到三个人的事情。当年假都请不下来时,奈奈意识到不对劲了。
工作彻底入侵了奈奈的生活。和朋友约好吃晚饭,奈奈经常在下班前又收到了新的报表,临时变卦。后来干脆将聚会定为晚上十点吃宵夜,奈奈穿着银行工作服匆匆赶到,和精心打扮的朋友格格不入。工作太累,奈奈更没有余力认识异性,她认为爱情需要相处,可挤不出时间去经营一段感情。
痛哭一场后,奈奈向领导申请换部门,离开最忙的业务部。领导拒绝了她,理由是“人手不够,你再等等”。领导没有告诉她具体的期限,但没过多久,同部门一位同事因工作失误,被调到奈奈想去的“清闲”岗位。这让奈奈感到委屈,她开始怀疑拼命努力的意义。
奈奈决定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今年年初,她开始计划离职,再干一年就回归本专业,从事会计。她权衡好了利弊,虽然薪水会降低,但付出与回报相对透明,等有了工作经验,再继续考注册会计师。
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奈奈的计划。正月初十,周边商圈还在等待复工,奈奈和同事就回到了岗位上。受疫情影响,现金流断裂、还贷困难的企业,需要银行业务部按相关扶持政策及时处理。奈奈的责任心又冒了上来,顶着被感染的风险,加班到凌晨。晚上回家时,路上只有她一个人。
三月底,奈奈的心脏突然跳得很快,喘不过气,医生建议她注意休息。五一假期将近,她安慰自己,放几天假就好了。可没想到,领导在通知她涨薪的同时,下发了五一加班的任务。
“这样根本到不了头。”奈奈正式向领导提出离职。离职那天,她和相熟的同事告别。91年的同事,背着房贷和育儿压力,辞职的念头一次次被压下,她很羡慕奈奈的勇气。
在奈奈离职的微博评论里,有祝福和倾诉,更多的是来向她寻求建议。奈奈不认为裸辞适用于所有人,她冷静答复网友,“真的不开心,就不要勉强自己了”,但如果有家庭负担和经济压力,就抓紧找工作,并且能接受短期内收入不高。
陶子也是被奈奈鼓舞的人。她告诉自己: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如果不愿意放弃稳定,不过是在作茧自缚。
最近,陶子开始从其他行业找方向,上求职课,投递英语编辑岗位。她想象过好几种庆祝辞职的方式,其中最刺激的版本,是烧掉所有工作服——六件衬衣、三条长裤、两件外套和柜员没有机会穿的半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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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成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