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变革中总会有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一切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已经显露出了苗头。从92年下半年开始，军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全国许多国营企业一样都面临着重大的变革，有些变革成功了从此走向了辉煌，有些失败了，从此走向了衰退。3157厂既未走向辉煌，也没有彻底没落，最终落了个不盛不衰。

那时候由于军品订单的减少，许多军工单位都在开发民品，军转民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比如造飞机的改造面包车，造飞机“黑匣子”的改造录音机，造飞机指示灯的改造手表蒙子等等。我们厂由于产品的军民共用性，按理说应该影响不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市场更广阔了。因为我们厂的产品属于纯粹的工量具行业，不存在转行的问题，只是军品的订单有所减少而已。按理说如果民品市场做的好的话，日子应该会更好过些，毕竟民品市场要比军品市场大的多。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厂的产品在民品市场上的竞争始终没有起色，一般的通用规格的产品价格降不下来，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特殊的规格又因为技术工人和技术骨干的流失做不好，因此企业的效益开始变差。

管理层为了摆脱困境，从92年起在企业内部开始实行部分生产车间承包制，希望通过承包来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增加效益，结果事实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一包就灵。企业效益仍然显露出了快速退步的迹象，从93年开始境况更是不容乐观。加之物价的上涨，许多像我一样的三口之家的收入有点入不敷出，养家糊口已经有点举步维艰了。

纵观当时中国的大环境，许多国营企业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企业人心不稳是普遍现象。相比较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后如火如荼的红火场面，与许多内地企业的举步维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外界大环境的影响，工厂的普通员工中蔓延着消极的情绪，随时准备离开南下想法的人已经很多了。我印象中92春节过后厂里已经有人南下去深圳探路了，那时还是个别的人，大多数人还只是观望的态度，并不能下决心丢了国营厂固定工的身份南下打工。

到93年以后随着工厂效益持续的滑坡，工资增加停滞，有些月份发工资都要推迟，人心开始更加躁动了。更何况工资待遇和外面的企业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使得厂里单身的技工和大学生开始陆续南下了。而厂里仍然热衷于承包制的推进，所有生产车间都实行了承包。随着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继续推进，许多人已经感觉到工厂的发展方向离自己期望的目标越来越远，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路线了。

其实从92年工厂试行承包政策后，工厂一批中高层的管理人员集中退出了一批。包括许多中层干部也都退休离开了工厂。有的是年龄到了的正常退休，有的是年龄不够就办理提前退休，一代中坚力量相继走下了他们的历史舞台，使得企业在管理和技术衔接上都出现了断层，这对企业的发展本身就是很不利的。

对于这种非正常的减员情况工厂在这方面似乎并不在意，继续按既定的政策进行着各种所谓的改革尝试。生产车间继续承包经营的同时，还热衷于在全国到处建销售公司，收编一些效益更差的单位，一味的求大。还花大量资金进口国外的生产设备。而这些进口来的设备在当时的工厂生产中又发挥不了作用，反而增加了使用和维护成本，对本来就资金紧张的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面对93年继续这样的经营策略，我感觉企业完全进入了粗放式的野蛮经营。可我们这些普通的管理人员是人微言轻，在工厂决策中根本说不上话。更为离谱的是有些被承包了的分厂甚至认为大学生没啥用处，竟然公开喊话不要技术员。因此许多生产车间的技术员也都被边缘化了，对企业的管理更是说不上话。

94年初我调到了技术科，从事产品设计工作，那时候技术科的人手已经流失了许多，多数是年轻的技术员。设计图纸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所以剩下技术员的工作量无形中都加大了。几位临近退休年龄的老师傅主要负责校对和标准的审核工作，画图的工作主要靠我们六七个年轻人来做，我印象中每天总是有干不完的工作。

我这时由于孩子还小，忙完工厂的事情之外还要带孩子，所以每天忙的团团转。白天的工作做不完，晚上还不得不去加班赶进度，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十点以后才能回家休息。有时候周末休息天也得去加会班，确实有点心力交瘁的感觉，从那时开始自己以前的许多业余爱好都不得不抛之脑后了。每天就像机器人一样，进厂画图，回家带孩子，两点一线，成了我那段时间固定的生活程式了。

虽然整个工作生活对我来说都压力不小，但由于我的性格其实是那种安于稳定的，所以并不能下决心南下深圳。总希望工厂领导层能清醒过来挺过难关，带领职工再次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工作空档我也把精力都尽量的转移到专业资料的总结上，把自己进厂几年来的工作笔记整理完善并进行内容充实，最终写成技术论文向工具领域的权威期刊《工具技术》投稿，先后发表了五六篇技术论文。也把自己总结的些小改小革的经验整理成文章向《机械工人》上发表。把自己对国内外工具行业发展的一些想法写成文章向《工具展望》上发表。从1994年下半年到1996年初，我唯一的成就也就是写了几篇论文，散文广播稿之类的文章就很少写了。

95年春节过后，厂里召开了一次开年职工代表大会，全厂的中层以上干部和职工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厂长兼党委书记做了激情彭拜的发言，畅想着企业发展的美好愿景，可谓是信心满满，给人的感觉就是企业马上就要兴旺发达了似的。可谈到具体发展措施时，又让人掉入了迷魂阵之中，仍然是老一套的经营策略。会后大家私下里评价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涨工资是空调（工资涨在档案里），企业的发展前景是有一片彩云漂过来了，还在半路上。

而我在那次会议之后的感想就是左右为难啊！工厂的状况不知后续发展是否真会有转机。离厂南下吧，孩子才一岁多太小，老人也年级大了需要照顾，对于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都是些现实问题。而我的性格又是那种不爱动求稳定的，就眼前的问题无法确定到底该怎么办？一时陷入了彷徨之中。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各分厂施行了内部承包制，科室仍然是老样子，承包制对科室人员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企业的效益好坏，最终影响着工资和奖金收入。

春节期间，已经南下深圳的都纷纷回来过春节，他们的状况对我触动很大。当听到人家在深圳一个月工资两三千，而我一个月两三百，简直不敢相信。心里不平衡是自然的，但看看自己的状况也只能摇摇头。

这一年里，厂里还在试图开发新品，按我的想法总觉得现有产品能做好就不错了，开发新品好像有点好高骛远。但厂里从市场销售那里获得的消息是，什么什么产品很赚钱，销量很大。就这样开发任务就压到我们技术科了，前期的图纸一大堆都得一张一张的画。

整个95年我感觉自己大多数时间做的都是些无用功。除过日常的常规产品的图纸出图外，花费数月时间，完成了两项新品的全套图纸。大导程滚珠丝杠副和直线导轨组件的全套图纸完成了，也通过了技术及标准的审核。在决定是否投入试制的评审会上，领导层终于清醒了，设备投入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的门槛终于挡下了乱撞的步伐。

95年年底，工厂一年的经营效益情况公布了，没有任何惊喜。效益在继续划坡，只有个别人是赚到了钱，多数职工的收入原地踏步走，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其实是在减少，多数职工的失落情绪都达到了极点，特别是青工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都在计划着年后南下打工。

96年又是一年的春节到了，南下打工的朋友又陆陆续续的回来了，我的情况和他们相比是悬殊越来越大。人家是月收入三四千不说，光年终奖几千上万，而我一年的工资和几百块钱的年终奖加起来也不过四五千块，整整辛苦一年的收入不如人家一两个月，如何能不心动呢？再看看工厂的境况仍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经营思路仍然在原来的路子上狂奔，只有少数人过的比较滋润，而普通的大多数是越来越没有指望了。

春节期间通过和家人朋友的讨论，促使我不得不下决心了。我自己也觉得该动一动了，不能就这样虚度光阴，毫无建树的过日子。反观自己的身后，父母亲一年一年的老了，孩子也一年一年的长大了，家庭的开销只会增加，而我要想靠这个厂来维持这一家人的开销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人常说人摞活树摞死，我想要改变这种囧迫的局面，看来只有迈出南下闯一闯这一步了。我从毕业来3157厂也将近八年了，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心有不甘！我追逐梦想的脚步停在了这么尴尬的地步，真是满腹委屈。回想着在过去的将近八年的岁月里，我在这个厂生活奋斗的点点滴滴，不由唏嘘。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进厂时的期望理想都成了泡影。

我的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是很残酷的，在事业和家庭之中只能权衡一下轻重，先走出经济困境再说吧。春节收假后我就着手做离开的准备，作为技术科副科长的我，手头有许多工作要交待。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离开，起码的职业道德得遵守。我就把工作上的遗留问题一一进行了记录，列出清单，临走时交给一位老师傅替我办理。

到了准备离开的日子了，我去向主管副厂长递交了辞职报告，不出意外的是厂领导坚决不同意，但我去意已定，只有自动离职一条路了。96年3月份我带着许多遗憾义无反顾的自动离职南下深圳了，从此又开始了一段打工漂泊的人生旅途。

（文中部分图片借鉴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