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挤进公务员队伍的人，年年多如过江之鲫。但里面却有不少人，主动辞职离开。原因各自不同。比如，对于习惯了忙碌、喜欢被KPI推动的江苏人魏澜而言，她第一次下决心准备辞职，是在产后回到岗位上时，她发现自己的工作已经可有可无。

理由也可以截然相反。比如西北人天阳，他因为“过劳”主动辞职，他说，工作五年后，服务期满了，自己的头发却快掉光了。

从体制内辞职需得面临阻力，身边人的不解目光夹杂着世俗的期待包含在内。比如，一些城市规定，不满五年服务期不得主动辞职，在领导不支持的情况下，周龙索性旷工。

在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公务员热潮里，这些人无疑是少数中的少数。

继7年前一名河南中学教师留下“世界这么大”的辞职信，一度掀起“勇敢辞离体制”的赞叹后，今天的年轻人之间流行着另一句话：“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过去的两年，在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下，年轻人的考公热有增无减。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网，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计招考25726人，官方发布共有157.6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1:1；人大代表提议取消“35岁门槛”……竞争激烈，上岸不易。

（图源：清华大学 2021 年就业报告）

不过，数字不能掩盖个体差异，一些人在努力削尖脑袋挤进体制内的同时，另一些则辗转后转身、悄然离开。

公务员的神话，他们也曾紧紧攥在手中，也曾铆足劲备考进入体制内。最后选择离开，原因都各不相同，离开多数人眼里求而不得的“铁饭碗”，就像离开任何一份工作那样，有尝试，就会有试错。

“不快乐就离开”

魏澜的公务员职业生涯只有两年，这两年内她最开心的两个时刻，分别是面试成绩公布那天，和2021年8月终于拿到取消录用通知书那天。

2015年魏澜从大学毕业后最初在旅游公司上班，淡旺季时间与大部分人相反，她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朋友。于是，工作四年后，2019年10月，魏澜辞职，赋闲在家半年后，她决定考公。

准备了一年，没想到一战告捷，得知自己第一名的好成绩时，魏澜兴奋得原地跳起来。

（图源：电视剧《垫底辣妹》）

“多少有点运气因素”，她回想起来说道，进入体制的决定其实是稀里糊涂的。魏澜的爸爸是公务员，持有“女孩子考公稳定”的念头，即便魏澜从未真正想过自己的热情所在，“考上公务员”这件事，对她而言始终是一份成就感满满的鼓舞。

刚进体制内，现实和期待差距不大，工作时间保持朝九晚五，不多一时，不少一刻，年薪12万左右，几乎不多一分，不少一文。

不过，魏澜很快发现，公务员的工作量比在旅游社要少，但并不一定更轻松。

“旅游社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分工清晰明确的，做多少得多少。但在体制内，上面下发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但中间常常要经过许多层级审批。”让魏澜头疼的是，经过的人越多，不同意见的分歧和意见就越多，好几次，魏澜都因为未能协调好各方意见而被单独批评，这让她深感委屈。

有一次，她忍不住越过了自己的直系领导，直接去找上级领导说，当时，她得到了比较中肯的承诺和协调，但当天晚上，直系领导在下班后直接给她打来“连环call”，质问她为何要越级汇报，把魏澜说得又惊又自责。

她开始想，或许自己不适应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工作模式，但有时候也心生疑窦，“工作能力好像并不是最重要的。”

迷惘成为了青年人的常态（图源：电视剧《龙樱》）

下一秒又会颓然：为何身边其他同事都能自如处理好所有工作，只有自己“矫情”？

今年35岁的莫愁任职于某五线城市税务部，在她看来，自己过去几年从事的工作有点像“家庭主妇”，“忙活一整天，好像什么也没干。”即便自发想要“躺平”，值班、抄笔记、写心得、开会，这些“躲不过去”的必要工作，让她根本没办法真正放松神经。

2012年，莫愁在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体制内，9年后，她下定决心辞职。

纵然曾有过无数次离职念头，但“都在父母、亲戚的反对下打消了”，莫愁也无数次想，“算了就这样吧，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对她而言，作出辞职的决定，正是因为察觉到了自己对这种寡淡的生活习以为常，惰性渐增。身处五线城市，即便一步步从乡镇转到市中心区级部门、再到市级部门，对个人的增长也有限——

贾樟柯电影里的小镇街景

直到2021年，莫愁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超过3000元，每年最期待的月份是发年终的12月，其它月都一样雷同，平静，无甚波澜。

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里，“我过得一点也不快乐，也不甘心。我觉得，等到退休时，我一定会为一生如此而感到缺憾。”

辞职念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埋在心中，“晚一天就少一个选择”。最终，在31岁这年，莫愁正式提交了辞职申请。

“怕苦就别进体制”

魏澜的心态转变主要发生在2021年4月生育完后。

休完产假回到单位时，她发现自己的岗位被别人顶替了，原来的办公室也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魏澜被安排到一个没有电脑的临时工位，每天的任务是喝茶看报、端茶倒水，以及看着别人忙里忙外。开会时，领导布置任务，其他同事纷纷领到工作，到魏澜这里就断掉了。

（图源：日剧《我！准点下班》）

被工作“剩下来”的感觉让她有些尴尬，“既然拿这份钱，至少得有点工作给我做吧。”

闲着尴尬，工作多、任务巨，又令一些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猝不及防。

2015年从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后，刘念参加了四川省考，顺利上岸后，当时她对公务员的预期是：“拿着不上不下的工资，做着不多不少的事，平淡但体面。”

录取时，刘念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分配到“贫困县里最贫困的镇”，到乡镇财政所报到第一天，她惊住了：整个镇子只有一条街，街上零星散落着低矮的楼房，没有超市，只有一个小卖铺。

居住条件更加恶劣，宿舍是70、80年代建的老房子，男女混住，一层楼的人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洗澡间，墙体落灰，阴暗潮湿，蛇鼠虫等是常客。当得知有人用水洗过皮肤过敏进医院后，刘念就不敢用宿舍里的水了。

工作多、任务巨，令一些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猝不及防（图源：日剧《我！准点下班》）

她把希望寄托在升职转岗之上：“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尽量在5年内调去县城。”

她开始积极地写材料、发新闻、上传和下达文件、接待群众领导……入职不满一年，刘念成为了领导口中的“好苗子”，然而，她没有等来预想中的升职转岗，而是被调去了扶贫办。

在村里，每天的主要工作变成了走访贫困户，“臭气熏天的茅坑和让人夜不能眠的蚊虫”，让城市里长大的她久久难以习惯，也有人说她娇气，类似“女同志不能驻村，不能吃苦，就不是好同志”“每天有那么多好高骛远的想法，不切实际”的评价听了很多，辞职念头却更强烈。

与此同时，刘念身边有同事工作不到两年就被调走，也有在乡镇一待就是几十年的，但就她所知道的，前者大多数都是家里有条件的同事。

（图源：电影《江湖儿女》）

刘念去征询父母意见，父亲告诉她：“你要是有信心能吃下一份工作的苦，你就辞吧。”

与过往人们印象中的“闲差”不同，不少想从体制内辞职的年轻人，事由都是劳累和压力，而其中被乡镇劝退的又占多半。

天阳是在2012年考入西部某省一个旅游乡镇的，工作的头两年还算轻松惬意，“风景如画，乐不思蜀”，就是工资低了点，虽说“科员的定档工资会逐年递增”，但速度极其缓慢，直到五年后辞职时，天阳拿到手的工资还不到5000块。

约从2014年开始，天阳的工作量激增，“从此5+2、 白加黑是亲戚，假期是路人。”印象中，最长3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 他感觉“国防体质”每况愈下，工作第三年，头发白了三分之一，心脏还出了点小问题。

2016年，天阳被借调到了县住建局，负责农危改建设科所负责的农危改工作。虽不像乡镇那样庞杂混乱，但责任和体量更大了，稍不注意就会被问责。但即便拼命干，因为城市基础和底子薄，基层工作者业务能力较低，最后还是只能排全市倒数第三。

工作五年半，满了服务期，天阳还没有得到提拔。在业内来看，“将来晋升也基本悬了”。

（图源：电视剧《三十而已》）

此时，天阳已经29岁了，父母年事已高，与妻子、年幼的孩子长期600公里异地，走盘山路驱车至少要5个小时，周末双休时夫妻匆匆团聚，“有时候醒来分不清哪里是家、哪里是单位”。

推动天阳下定决心辞职的契机，是2017年全省忽然宣布人事冻结，一级一级冻下来，到天阳所在的县级不到2年时间。

他意识到，如果想要改变生活，就得趁现在。

2018年4月初，天阳提交了辞职报告，赶在5月初人事冻结红头来临前夕“压线辞职”。

反思过去这五年，天阳忍不住慨叹：父母那一辈眼里“捧着铁饭碗安心终老一生的时代，好像一去不返了。”

“多喝一瓶酸奶都会被议论”

环境未必会改变每一个人，但它会让个体认识到自己的适应力。这不仅是具体的工作、模式与性质，还包括环境里的人和关系。

一个闷热夏日的中午，魏澜有些食欲不振，在食堂便没有打饭，只喝了两盒食堂的免费酸奶，谁知下班后就被门卫大爷问：“听说你要离婚了，不要心情不好啊，听他们讲，你饭都吃不下，只喝酸奶。”

魏澜结婚生育较早，虽然没有过被催婚催生，但没想到的是，即便结了婚，也还会有关于离婚的闲言碎语。她感到窒息，似乎每个人都有无限的目光和言语掷向自己，附着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上，让人防不胜防。

工作两年，她始终认为自己不擅长处理体制内纵横交连的人际关系。评职称时，她给关系比较好的领导打了优秀，人事看到后，第二天全办公室都知道了。

（图源：电视剧《理想之城》）

魏澜有个女同事，模样姣好，前脚刚离婚，后脚就被单位同事传谣是某某的小三。

对周龙而言，从体制内辞职，就是“一口气退出上百个微信群，删了很多没联系过的名单好友，社交软件忽然清闲下来，生活变得清爽起来。”

2021年1月，周龙终于辞职成功——因为没满五年服务期，领导又不支持，他只好主动旷工半个月后被辞退。

“下岗”那几天，正逢疫情，没有回家过年，周龙觉得自己所有与社会的连结一下子被切断了，生活只剩下刚交完租的一间屋子和3万块存款。

（图源：日剧《这个不能报销》）

周龙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了点速冻水饺，喝了两罐啤酒，就算过了年。

周龙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市直事业单位，每个月到手工资3200元，扣去房租800、电话网费100等生活费用后，一年大概能存下来1万左右。

春节过后足足有三个月，周龙都没有找到新工作。但他觉得“塞翁失马”，因为断了收入来源，他每天尽量拮据着过日子，吃馒头和方便面，偶尔自己做顿简单的饭菜，体重就从以前的超重恢复到了标准，他还略沾沾自喜，“单位的大鱼大肉的确是好，多年来也的确吃出了脂肪肝和高血脂。”

周龙不想跟朋友们讲述太多，因为当时打算辞职时就遭到过不少反对，有朋友劝他“摆正心态，不要太任性了。”

“什么叫‘任性’？”周龙不以为然，任何工作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很正常的事，找工作也可能像找对象一样，需要不断磨合、试错。

“一份工作的结束，也许是因为你有了新的、别的工作要去做。”他相当坦然。

（图源：电视剧《觉醒年代》）

不过，刚把辞职报告递交上去的时候，领导也三天两头来找他谈话，说辞职是对单位的不负责任，“因为招聘一个公务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成本”。

“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坚定。”周龙清楚，自己是在经过反复的思量和考虑后才做下的决定。

相较之下，莫愁要幸运一些。五十多岁的直系领导支持她辞职，并告诉莫愁，“说她作为一个60年代的人，对于职业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和规划。但你们90后有知识、有想法，且父母大多身体健康，有想法就去干一干，闯一闯。”

“成为一个母亲后，决定更爱自己”

2021年6月，魏澜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

当然，她谁也没有告诉。推动自己最终下定决心的关键，是自己默默准备了三年的CPA会计师执业证书考试终于通过了。

实际上，还在大学时，魏澜就认真规划过自己的职业目标，“一个是做本专业的审计，还有一个是文物修复。第二个是彻底没戏了，但至少我还能抓住第一个”。

她觉得，成为一个母亲后，自己的心态和职业观产生了微妙变动，“我想，应该更爱我自己。”比如，尽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如今，魏澜如愿成为一个审计师，工资是以前的2-3倍，而工作量远不只多2、3倍。常常为了做一个项目两三天不睡觉，但她反而乐在其中。

和魏澜一样，青禾也是在生完孩子后坚定要辞职的。

32岁那年，女儿刚好2岁。和魏澜不同，她的逃离和出走，是希望努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与成长环境。

2013年，青禾从某985大学毕业后，裸考进家乡了十八线县城的检察院。“报考纯粹是由于家里的期待”。

然而，当她自己成为母亲后，心态发生了变化。“无法接受我的孩子一辈子在小地方，再走一遍我的路。”青禾想。于是，几乎是从考上的那一天开始，她就在准备考走。

考公热仍未消减，街头随处可见考公的培训广告

不过，她依然希望留在体制内。“考走”的意思是，努力一把，再考个更好的公务员，“去更大的地方”。

在五年服务期内，为了不让自己做题手生，青禾反复练笔考公，几乎每一年的笔试考场、面试场，都有她的身影。

五年后，青禾报名了2019年的省考，但县城组织部还是不放她走，没办法，她只好当场辞职。

这一次，她考去了长三角某二线城市，她从未为自己的“折腾”和努力后悔，“纠结很多次，还是觉得公务员是稳定的好职业，是能够办实事、有上升空间的职业。”

辞职后的天阳也曾陆续接到公司提供的岗位，但大部分是文职岗位，经过一番考虑，天阳选择自己创业，开加工厂。

当然，这比做公务员的日子还要累。全年无休，起早贪黑，但天阳感觉自己充满了干劲，生意初具规模后，他开始跑展会、定业务、扩大销量和规模。“很多在体制内学到的东西在生意上也帮助很大，比如做事从全局来考虑，细节上缜密把控，成本核算精确等等。”他拥抱了新的生活。

（部分人物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肖瑶

编辑 | 向由

排版 | 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