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师是幼儿教育的灵魂，幼儿教师的质量和水平决定了幼儿的发展和成长。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幼儿教师缺口高达百万。幼教行业不仅面临着教师荒，还面临着质量的考验。

记者/王珊

在一家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实训基地，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老师的辅导下练琴

本科招牌

在昌平一家民办幼儿园工作三个月后，李米觉得自己“快要抑郁了”。同李米一同备感压力的还有她养的一只狗，每当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李米就会用手使劲地拍狗的脑袋，以至于每次看到她，小狗的第一反应就是撤着身子往后躲。“狗都有心理阴影了，这折射出的是我的烦躁。”李米向本刊分析。

李米毕业于某一本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她工作的幼儿园有11个班，在北京属于中等偏上规模。学校选择李米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本科毕业，专业又是学前教育。这是这所民办幼儿园最稀缺的：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大专毕业，有的工作许多年的老师都没有幼师从业资格证。

李米算是一个活招牌。每次班里开家长会，园里发给家长的介绍上，都会标注上“配班老师李米，某一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本科毕业”；同样被园长挂在嘴边的，还有一个毕业于某二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家长们经常不认可新老师，但是看到我学历还不错，也就没了意见。”

本科毕业的学历并没给李米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她的工资只有3500元。在这所崇尚经验的幼儿园里，园长在跟李米的第一次谈话中，就直截了当地表示，“你没有经验，现在是在学习阶段，还不能当主班老师，也不能给你高的工资”。尽管如此，李米还是欢天喜地地入了园，成了有着35个孩子班级的配班老师。

然而，面临这么多孩子，学校里的理论都用不上了。李米让孩子们去洗手，说了很多遍后，依然有孩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玩玩具；课堂里乱糟糟的，她一遍遍喊“小嘴巴不讲话”，嗓子哑了，也没有孩子搭理她。李米很困惑，不知道如何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她想寻求主班老师的帮助，但是每次都找不到人。“每次上课的时候，她都去做自己的事情，也不会看着孩子帮忙维持秩序。”

后来，她就想着观摩主班老师的讲课，以获得一些经验。她发现，主班老师并不关心这些情况，上课只顾着自己讲，也不与底下的孩子互动。只有当教室实在乱得不行的时候，主班老师才会大吼上几句，让孩子安静下来。

主班老师还将所有的工作都抛给了李米。“她让我想环境创建的内容，让我做手工。然后不停地催我，说‘你要做不好，整个班里老师都会被扣工资’，我压力很大。”在这所园里，为了加强管理，老师的所有表现都跟工资挂钩。和考试一样，每个老师一个月有100分的基本分值：出勤率达不到要扣分；老师态度不好也扣分。第一个月，所有人的分数都贴在了墙上的招贴栏里，李米发现，没有一个人得满分。

2012年，在洛阳香港熙世纪国际幼教新区幼儿园组织的招聘会上，家长带着孩子观看应聘者表演并评分

每个老师都是白纸

李米经常会想到上学的时候在某省立幼儿园实习的经历，新毕业的老师都有一段实习期，还有老教师给答疑解惑，商量着怎么写教案。如今，她一周要绞尽脑汁写九篇教案，五篇备课教案、四篇培训教案。白天要带孩子没有时间，就晚上下班了回家写。她的男朋友看着不忍，“这么点钱，你图啥？”李米知道自己为何努力，她来自一个小县城，原本考编失败后，父母希望她回家当个初中老师。她不想回去，“我想闯荡一下，不想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样再尝试从县城走出来”。

不过，在一次事件后，李米还是决定辞职。一天，她带着孩子在小操场跑步，有一个孩子突然身子一歪，磕在了地上，膝盖摔破了。她很惊慌，抱着孩子去医务室。园长和家长相继赶了过来。家长不依不饶地对她指责起来，认为是她没有看好孩子，要求赔偿。园长帮忙安抚家长后，批评她“大意”，后面还扣了她的工资。那天后，李米时刻不敢离开孩子的视线，她怔怔地盯着每个孩子，即使他们坐在椅子上，也担心是不是就要歪下去了，着急忙慌地过去扶。“我真希望摔的人是我。”她告诉本刊，后来，一天，她做了个梦，梦里，她站在教室中间，拍着手不停地对学生喊，却喊不出声音。“我觉得特别无助。压力太大了，干不下去了。”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教授冯晓霞曾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北京市50所不同体制幼儿园的447名教师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出现明显倦怠倾向的教师人数达一半以上。很多人有疲惫不堪、担心出事、焦躁不安之感；还有近一半的教师感到自己的脾气变坏了，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对孩子和家人发火。“幼儿园教师的压力要比常人想象得大得多，必须要获得园方有效的策略学习和支持。”北京一所公立幼儿园园长告诉本刊，“即使学了心理学、教育学，具备一定的能力，一个初入职的教师是没有能力去管理二三十个孩子的。就算是母亲，她也不具备管理二三十个孩子的经验。对于老师，幼儿园要在实践中支持和帮助老师，是最重要的是，教会她理解儿童，从儿童的视角看问题。”

同在民办幼儿园的孙玉红却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她今年26岁，是大班的主班老师，负责20多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和教学。刚开始上课时，孩子们也会提出各种要求，孙玉红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会在每天中午培训时跟老教师交流，寻求帮助。后来，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她就会跟学生说：“你们提出这么多要求，但是我只有一个人，我要先解决谁呢，你们去商量一次好不好？”孩子们听了后，果真会凑在一起商量，最终会排出一个顺序。

孙玉红的支持来自于幼儿园。她入职后并没有直接参与孩子的教学和管理，等待她的是一年左右的学习期。在崇尚手把手教学的幼儿园里，这是必备的程序。通过这样的学习，新入职的教师对幼儿园完成基本的认知，并学习一定的经验。“老教师们有很多经验，会告诉新人遇到事情怎么做。”

孙玉红的园长安秀更愿意把新员工比作一张白纸。“刚进幼儿园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后来就被磨没了或者导致一些事件的发生，那是因为能量一直没有充上，一直在消耗。她就会出现反感，耐心也没了。”安秀当了十几年的园长，她也是从新人轮岗一步步走到今天。在她看来，一个园区的理念和教育方式决定培养出来的老师的样子。“如果初期可以建立正确的观念，就会有积极正向的面对问题的方式。你的单位理念是什么，如何看待孩子的行为，这些都会体现在老师的身上。”

安秀有着丰富的培养经验。她告诉本刊，一般新员工要经过两个时间坎：第一周和前三个月。“需要在初期给老师建立基本的安全感，告诉她可能面临的困难以及情绪，让她意识到幼儿园并不只是重复的劳动。否则，老师可能很快就不干了，对幼儿园的了解也不清晰。”

能量的补充是具体而细致的。比如说对孩子的鼓励，有人会说“你特别棒”，孩子听多了也会没有感觉。安秀和园内的老职工会告诉新人如何观察孩子的举动，并采用新的表扬办法，比如说：“你居然把东西挪到了这里，你力量可真大！”听到的孩子马上做出一个大力士的姿势，说：“我是奥特曼！”

创造条件帮助老师解决问题，也是一个成熟的幼儿园擅长的。在创园的头两年里，每次遇到与家长的沟通问题，安秀都会跟老师一起去拜访家长，比如说看看家里状态、孩子为什么有情绪；或者孩子磕着了，怎么解决。一直到老师提出来自己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她才慢慢退了出来。所有的家长都留有安秀的手机号，她经常说一句话：“老师工作忙，你们找我。”有时候遇到家长打电话过来问：“为什么班主任不回我微信？”安秀会耐心地告诉家长：“老师也许在超市或者进修。”

有一次，老师已经下班了，家长发微信给老师，说自己有事要换别人去接孩子。老师看到微信已经是半小时之后，她即刻给园长打电话，但还是晚了。代替家长过来的人已经被挡在门外。安秀给家长打电话沟通，家长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怎么回事，我不是说了吗？”“孩子的安全为大，我们不能盲目地交到别人手里。”这才泄了家长的火气。

事后，安秀又将家长须知群发了一遍，再次备注了自己的办公室电话。“对于老师来说，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幼儿园特别重要。如果进入到一个机构，视营利为目的，不重视老师福利待遇和文化氛围，只要家长投诉就扣老师奖金，只要家长退费或者是办理离园，老师就会受到惩罚，这样一个单位，培养出来的老师就认为得讨好家长，让孩子不出事就行。”

不过，多数人都不如孙玉红幸运。更多的人跟李米一样，处于工作的无力和无奈之中。一名园长告诉本刊，她曾经认识一个老师，毕业后到一个非常好的幼儿园工作，但不久就辞职了，问其原因，老师说控制不住自己打孩子的冲动。因为她所在班级的一位资深老师经常体罚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即便告诉园长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个老师的老公是园长的上级。她觉得深深的无力，便辞职了。

德国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高流动率

更多的民办幼儿园没有能力去完成教师入职后的培训。一个民办园园长告诉我，“教师如此缺乏，哪有时间培训。你说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们是用还是不用？”有的幼儿园甚至要求老师只要让家长满意就好。一位幼儿园老师告诉我，她所在的园内一个老师从来不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每次下课后，会逐个在微信里点名孩子父母，告诉他们孩子学了什么，回家以后要注意复习。有时候，还会提醒家长天气冷了给孩子加衣服。“在家长的眼里，她是个认真负责的老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占兰在文章《学前教育必须保持教育性和公益性》中，肯定了民办幼儿园的地位，又同时对其生存状态进行了描述：民办幼儿园在园所数量上目前已经成为幼儿园的主体，它们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财政补贴，又由于大约79%的民办幼儿园举办者是公民个人，民间团体举办的幼儿园数量很少，尤其是非营利组织举办的幼儿园几乎没有。因此，它们大都按市场方式运营，普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甚至有些地方还给幼儿园限定了百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前期注册费用，提出了每年上缴高比例的企业所得税或营业税的政策。

换句话说，从市场规律而言，民办幼儿园想要生存，只能压缩成本，也没有能力去保障老师的优秀。何况，幼师本身的缺口就已经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老师缺乏的情况下，甚至有不少会选择实习生顶岗配班老师。一个民办幼儿园园长告诉我，他们每年6月份会引入六七个实习生到单位，等工作满一年就会辞退，只留下极个别优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实习生可以增加园区活力，减少教师缺乏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实习生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是普通老师的一半。这样算下来，可以节省数万元的工资开支。幼儿园老师这么缺，经常有园长说，‘来个人就行’”。

安秀所在幼儿园的董事长许明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实习生没有经过相关培训，专业能力不够，另一方面这对整个教师队伍的凝聚以及整体教研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她的园长只从两个渠道选人，一是跟学校联系，面试学生到园内实习，慢慢地培养。另外一个就是熟人推荐，“他要能够担保这个人是可信的，你也能够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辞职”。她不太喜欢从社会上招聘老师。“很多老师用跳槽换取薪酬，她的那个教育和孩子的心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就消失了。而且培养一段时间后，她依然会选择离开。”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许明的方法是想方设法地留人。她设置了一个规定，老师如果在幼儿园待满五年，孩子从入园到离园不用交任何费用；如果不满五年需要交正常学费的一半费用，员工满五年后再一并退还，这项规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员的稳定。对于许明来说，这并不是容易的决定，意味着每年要增加不少运营成本。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流动。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毕业生耿晓鸽在毕业设计时选取了10所民办学校作为样本，统计了其2013年到2015年的教师流动率。他发现，10所民办幼儿园三年的平均流失率分别在22.6%、25.8%、22.8%，明显超出15%的正常流动率。其中，一所幼儿园2014年的流失率达到了46.7%。

耿晓鸽发现，从年龄阶段上来说，20～25岁的教师流动性最高，占42.1%。他们通过几年的工作，掌握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更想跳槽到待遇更优厚的园所工作。25～30岁也占到21%左右，处于婚嫁年龄，不得不放弃幼师的工作。

在许明的园区，离职更多是因为恋爱、结婚方面的原因。90%以上的老师都来自北京周边省份的师范院校，如山西、河北，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想找份工作，在北京闯荡一下，然而到了一定年龄，碍于生活的压力，很多人会选择回家。“除非是在北京成了家、有了住所或者夫妻两人的工资能够支撑他们的房租，其他基本上都会回去。”许明的总园长冯佳告诉本刊。

许明也理解，在这些老师家人的眼中，民办幼儿园老师“就是给别人看看孩子”，本来也不是个拿得出手的工作，孩子回老家会有更好的选择，进个小学、初中，早点结婚生子稳定下来。她园里本来有个新疆的姑娘，备受孩子的喜欢，后来回原籍考试进修，就没有再回来，“进修完，到了结婚的年龄，她家里就她一个姑娘，父母不让出来”。

有一次流动是许明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她的幼儿园刚刚评上市级示范园。许明本来想，幼儿园能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没想到，当年暑假，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个老师选择离开，而且都是重要的教学岗位。原因很简单，有一家民办幼儿园开建新园，想从她这挖人，给她所有的老师都发了一条短信，许以高薪。“我也没有办法，位置就这么多，确实解决不了那么多的主班、主任的位置。”许明觉得无奈，每一个合格的老师从开始到逐渐成熟都需要3～5年的时间，损失一个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

幼教缺口大

“红黄蓝事件”发生没几天，许明迅速组织了一个饭局。她邀请了旗下十几家幼儿园的园长聚在一起聊聊天，目的是安抚园长们的情绪，给他们“压压惊”。都是女人的饭桌上，没有推杯换盏，倒的都是情绪和苦水。

有的园长说，很多老师会来反映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相处了，“我还可以抱抱孩子吗？”“我还可以亲亲孩子吗？”面对原本朝夕相处的孩子，许多老师不知如何是好。家长们对幼儿园也充满了情绪，家长群里总是有人会出来质疑园内老师的态度和行为。更多的困难可能是潜在的离职潮。“不少老师收到家里人的电话，说北京太乱了，让他们别干了，换个工作。”许明告诉本刊。

许明一边安抚园长，一边跟他们商讨对策。她让所有的园长回去统计一下离职的人数，以作应变。“幼儿园真是越来越难做了。”她告诉本刊，自己认识的好几个幼儿园开办者选择关闭了幼儿园。

2003年，许明开了自己的第一所幼儿园。当时，她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办园场所的选择，商业用房的话价格太高负担不起，小区的配套幼儿园是最好的选择。选好场地后，她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个广告，想招20位老师。她收到了几百封求职信，很多还是手写的。“那时候真是百里挑一，我们就挑漂亮的面试，因为小朋友都喜欢温柔、漂亮的老师。”四五十个姑娘挨个表演了才艺或者上了小的观摩课，最后留下了20人。

如今看来，2003年是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元年。这源于企业办园以及街道幼儿园的逐渐退出。当年发布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描述了2003～2007年的五年教育改革的总目标：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此后，民办幼儿园迅速发展。

有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1年，全国幼儿园的数量从11.64万所增加到16.68万所，增幅为43.3%。其中，民办园总数2003年为5.55万所，2011年则增加至11.54万所，增幅达到107.9%。

2005年之后，许明的招聘广告收到的回复越来越少。到了2010年，幼儿园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她知道的一所幼儿园，以十所二十所的数量迅速在全国铺开。招聘老师变得越来越困难。“都是别人看待遇看环境选你，你根本没有选择的资格。”

每年毕业季，许明都会让员工去学校的招聘会。他们的信息台挨着其他幼儿园学校，围着人最多的是公立幼儿园或者机关企事业单位，然后是部队园。很多人在转了一圈后会到许明单位的摊点转一转，询问一些基本的情况，很少有人留下个人的信息。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跟学校打好招呼，找个教室作宣讲、把招聘启事往人家手里塞。宣传册做得美丽又充满创意，但依然没有人愿意来。“整个招聘季忙得跟打仗似的，但很难招到人，一两个也很少有。私立园从待遇和稳定度上，就决定了你处于劣势地位。”

这种情况在上海更加明显。一名幼教机构的招聘人员告诉我，从2015年开始，每次去学校招生，老师都会告诉他们两三月份的时候，学生就已经被“抢”光了。“5年前的时候，我们还跟学校谈合作实习基地的事情，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好从贵州等偏远的地区引进师资。”

2008年，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储朝晖作为专家参与了学前教育小组。当时，他曾做过一次预算。他提到每年预计需要20万名专业教师进入幼儿教育岗位，才能满足学前教育的需求。在当时，每年高校培养的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生只在1万人左右。

很多人觉得不太可能，说这个数字对于师范院校来说太大了，一下子达不到。储朝晖说，达不到，但是需求就在这里。“后来，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主要精力用在去办幼儿园、扩大幼儿园，没有用来扩大教师的培养。这就相当于建了房子让孩子进去，但是没有考虑孩子进去之后干什么。”

储朝晖说：“幼儿教师培训覆盖面没有这么大，这意味着，进入幼儿教师岗位的部分人员是不合格的。”2015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显示，2014年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为66%；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储朝晖提供了一个另一个参照的数据，“全国200多万幼儿教师中，有将近70%的老师没有评过幼儿教师职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会延续10～20年。新入职的老师资质上不合格，但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补充，也没有办法短期内让他们从岗位上离开”。

一个更严峻的现实可从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全面二孩”政策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基于未来20年适龄人口的预测》中窥见一二。预测表明，从2019年开始，我国学前教育阶段在园幼儿数将出现大幅度增加，持续增加到2021年达到最大值。届时，教师总需求量将从2016年的407.68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575.08万人。幼儿园预计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过300万人。

（文中李米、安秀、许明、孙玉红、冯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