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康佳欣 刘尧佳 郑杰文 梁晓晴

撰稿丨康佳欣 刘尧佳 郑杰文 梁晓晴

编辑丨查婉仪

排版丨张昕晔

这群人被看见出入川流不息的读稿会、选题会、编辑会，嘴里神叨叨挂着“采访”“写稿”“死线”等词汇，旁人或许很难得知校园媒体标签下这群人具体的工作状态。然而栖身其间，我们惊异地发现，从新生到出走，一个人和一间校媒，能以怎样的面貌相互重合，轻轻共振。

一、新生

2012年9月，钟南海站在邱季端南，被一张红黑配色的巨型喷绘捉住了。饭后，立身路上百团大战正酣，他刚进入北师大，新鲜的风景一茬接一茬，不明就里地参加了这个社团，并不知道自己正搭上一趟转型新生的班车，更不知道自己往后的四年都将被贴上“京师学人”的标签。

《京师学人》曾是一份报纸，整体风格向《南方周末》看齐。2011年《北师青年》复刊，加上《京师学人报》、《春秋人文报》，北师大一时校媒云起。同质化问题亟待解决，差异化转型成为冥冥之中的出路。

这帮没有专业经验的学生获准开创一份杂志。时任《京师学人》团长的赵伟光、主编小黄带着一众编辑摸着石头过河，向专业杂志取经，要做师大版《凤凰周刊》、做师大版《看天下》、做师大版《三联生活周刊》……历经半学期筹备，从12版的报纸到铜版纸全彩48页的杂志，《京师学人》完成新生，成为北师大校园内的第一本新闻类杂志。赵伟光和小黄是09级的中流砥柱，被称为“一手搞起杂志的人”。

杂志很轻，担子很重，一级接一级地递，传到钟南海手里。

2014年六月底，千里之外的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吴呈杰正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格子衫，黑框眼镜，寸头，面对一屋子记者，他说：“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新闻人”，尔后整个采访过程就变成了劝退环节，这件事被写成段子，将他送上当年的微博热搜。回忆起来，他坦言当初专业选择的迷茫：“你知道对于一个高三的学生来说，生活半径是非常局限的。所以我通过局限的经验，认为可能会比较适合从事这一行，但我对这一行本身毫无了解。”

他最终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转变发生在十月，学院新生晚会，吴呈杰演小品，排练时发现同组女演员正在看一叠厚厚的资料，全是经典特稿，他问：“这是哪个部门在做的？”

这个部门是《此间》。在校内咖啡馆，主编谢宇程阳亲自面试吴呈杰。就在那个咖啡馆，他决定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他没想到这个决定会扰乱他日后从事金融业的人生轨迹，更没有料到2017年会摘得非虚构大奖。

《此间》最早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报纸刊物，2012年秋季正式创刊，开始由学生会宣传部编辑出版。两年后，《此间》转型杂志，由于宣传部的工作量超荷，2016年底北京大学学生会《此间》编辑中心便终于作为一个新的部门成立。作为季刊，《此间》以一年四本的速度出刊。今年9月2日，吴呈杰撰写的《一本杂志在新媒体时代的小小重生》标志着《此间》公众号正式运营。

《此间》没有稿费。据《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70.33％的校园媒体有专门的经费来源，《此间》不是其中之一。一方面季刊免费发放，发行量稳定在每期3000册，一方面杂志自给自足——外联部负责拉赞助，杂志卖广告页。这种情况极易导致入不敷出，运营资金是校园媒体最需要的资源，资金不稳定意味着杂志随时可能倒闭，焦虑一直笼罩着《此间》，并催生了对专业性的渴求，也使得《此间》在安逸的校媒之间异军突起。

二、起势

2013年10月，入社一年的钟南海交出了传奇的一稿《消失的俄文系》，即使身处象牙塔，人们与大时代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苏俄文学原初的激情，推着他踏破档案馆的门槛，揭示北师大俄文系不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钟南海文学气质很浓，嗜读苏俄文学，当时他发现北师大俄文系全体学生毕业照中只有一个男生，而俄文系教授的数量用两只手就能数过来。揣着满怀困惑，他顺理成章地跑起了这个选题。

成稿效果惊人——稿子在首都大学生传媒联盟中获奖后又被刊在《大学生》杂志上，被中国知网和龙源期刊网收录。文章字里行间透着历史厚重感，后来他语气轻快地说：“这是我作为记者第一次独立完成的选题，有种真真切切触碰到历史的感觉。”

一路循着历史感追去，2014年，钟南海编辑的《三线建设，时间的灰》成为第九期杂志封面报道。三线建设，使社内两位记者的籍贯、户口、成长地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于是，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探索成为这篇稿子的命题。钟南海又踏破了档案馆的门槛，深夜用邮件轰炸他的记者，缓慢推动着选题进度。耗时两个月，被疯狂催稿的记者们终于吃到了庆功宴：“师兄请客了。永远不要问我是哪里人，你们也知道了我们三线的故事。”

从记者到编辑，钟南海经历过学人转型的黄金节点，又赶上了好时代。12到14年正值新媒体迅猛发展。2014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6.49亿人，普及率达到47.9%，新媒体强势卷入中国社会，也卷入高校校媒。钟南海回头感慨：“那会儿可真是一个好时候呢，微博还没有半死不活，微信也在野蛮生长，校媒舆论场域也还有商量余地，整个人可有干劲了。”

很有干劲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大伙儿感情好。

2013年之前，《京师学人》办公室家徒四壁。大三的张旭师兄揣着团费、拉着部长们，去宜家买家具，去新街口大超市买墙纸，搬来行军床用于刷夜……一手一脚填充办公室，也架构起情感。部建集体出行涮火锅，鱼丸、虾滑、牛肉和自主饮料，每个人的小锅放在在电磁炉上，水中滚滚，蒸汽腾腾，气氛一被热气润湿，平常不太敢拿出来的话题也可以对着火锅畅谈。因此后来钟南海的“金句”代代流传：“京师学人就是口火锅，谁进来涮涮都是那个味儿。”

8.6公里外的《此间》，也正迎来灵魂人物。

吴呈杰效率很高，高中毕业仅半年就做出特稿《高校LGBT群体的时代焦虑》，在北大学生会的公众号上收获了近五万的阅读量，这是当时《此间》影响最大的稿件。他的采访对象是北京高校的LGBT社团，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外。他回忆自己前五次采访经历，紧张又正式，直到采访推进到清华：在五道口一家咖啡馆，他与LGBT社团负责人从晚上十点一直坐到凌晨四五点，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聊天，而那次聊天是他采访形式的重大转折：“当我准备好了非常多的东西打算去做一个正式的采访的时候，人家其实就会用一个朋友似的聊天的态度来回应，这个过程是非常舒服的。”

《职业话剧演员掠影》、《快递小哥的二十四小时》、《艺术电影在当下》、《戴锦华：走到围墙外》、《衡水围城》……仅仅一年，他的名字越发频繁地出现在文章首页，越做越顺手，发现这一切正慢慢将他引回此前被劝退的领域。高度自律的时间表、工作狂般的业务能力与掌控能力……吴呈杰把自己送上了《此间》执行主编的位置，并开始在《人物》杂志实习。他很快被树立成一个标杆。

这个时候，他大二，拥有双重身份，夹在“《此间》”与“校外”，深知校园媒体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平衡选题的校园性和社会性。他并不否认校园对于校媒的重要性：“社会上发生的一个热点肯定会有很多社会媒体去关注，我们的这个作用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如果北大发生一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吧。”

三、南墙

2014年对于同样作为大二骨干的钟南海来说异常艰难。一方面熬夜赶稿、打着手电敲键盘已成常态，一方面家人重病在院，他需要往返于办公室和一所位于南三环的三甲医院。新媒体、杂志、招新，一沓沓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难解难分，既折射他的能力，也折磨他的身心。

九月的一个夜晚，钟南海因一个激烈冒进的工作错误遭到严厉责问，网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电话响起，他与时任副主编的好友赵阳杰闹掰，当天夜里十点他一气之下跨上自行车，以危险的速度冲上新街口外大街，赵阳杰试图阻止，没拉住他的车后座。这对好朋友当时没有多说话：“我们都挺累的。”

事情以钟南海引咎辞职又复任为结果。但矛盾远没有结束，他不断推诿任务，退出工作群，拉黑绝大多数好友，在SNS上建小号，写黑名单；原本安排的人事任命被推翻、旧友与他闹翻；赵阳杰和他在半年的时间里未有一话，“挂职”的那段时间他“过起了鼹鼠一样阴鸷的生活”。杂志处境也不太好，之前的风波加上骨干的离开，团队一时落入瘴气。

镜头转向附中，被《三联生活周刊》称为“最酷的中学生杂志”的《附中人Further》也经历过不少稿件危机。2015年，执行监制郭旭峥提出第46期封面选题“盒饭在附中”，意图以时间顺序追踪盒饭从生产到食堂消费的全过程，他强调他只是想以“非虚构”写法写出盒饭视角的故事：“因为同学们都知道盒饭不好吃，并不是什么揭黑报道。”但校方以“搅动学生情绪”的理由否决了该提案。直到2016年，该稿件才绕过针对纸媒杂志的审核，首发在新媒体公众号上，一时阅读量接近5000并掀起了热烈讨论。然而时隔一年，郭旭峥在2017年11月24日下午接到通知：即日起新媒体所有稿件都需经过学校审核。

校媒人都抱持着某种理想来，在言论自由和个人发声权力极受瞩目的时代，大声说真话是他们的少年意气。但自由边界的宽容程度不及学生们锐意进取的理想，在“不说官话”和“不说错话”之间，他们努力寻求平衡。不少校媒人都曾在追求话语权的道路上撞到南墙，面对绷紧的红线，很多时候，他们只有回头。

四、出走

而依靠市场运作的社会媒体一方面有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一方面提供了更多风格的可能性。带着记录的初衷，许多记者完成了从校媒到社会媒体的平稳过渡。

北京立冬后，夜晚气温直逼零度。东郎创意产业园的小街上行人稀疏，黑底白字的“NOON”悬在路边，这是正午酒馆的招牌。舒缓而充满诱惑的音乐与酒杯清脆的碰撞混合在男女嬉笑的高谈阔论中，吸引着三两成伴经过酒馆窗前的路人好奇地向内张望。

小黄在正午酒馆的椅子上蜷成一团。这位《京师学人》五年前的中流砥柱，现在是“正午故事”的年轻记者。

传播学专业、学校记者团、正午故事，她的道路看起来顺理成章。尽管当时《京师学人》没有长久打磨的采编经验，没有固定的实践，没有稳定的人员，没有专业的技术，但操作本身就是最好的“练手”方式。那些日子，她经常伴着焦虑埋头苦干。采编分工的限制与长稿写手的匮乏让以她为核心的编务团体忙晕了头：“反正我们那一拨人就整天在办公室一直熬夜。”

“独立竞选”、“铁狮子坟诗人”、“饭来张口”、“农民之子”……小黄的记忆是“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她泡在记者团里，跟着大家看社会杂志，听摇滚乐，在描述那一段时间的状态的时候，她带一丝犹疑：“会稍微有一点……社会理想？”

2015年的夏天，小黄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完研究生，登上了英国飞往中国的班机。

她总结留学期间国内新闻媒体的变化：“纸媒在纷纷地……死掉，新媒体在冒出来，所谓‘非虚构写作’的东西开始流行起来。”媒体人纷纷离开传统媒体，国内舆论环境收紧，整个行业都在经历着重融再生。

从《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来看，报纸和期刊的出版金额分别下降了10.27%和5.21%。而《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中也提到，2015年传统报业的“断崖式”下跌仍在持续，全国各类报纸的零售总量与2014年相比下滑了41.14%，传统报刊读者数量和广告收入的双下滑使得近年来报刊经营举步维艰，与之相应的停刊和休刊已成为传统报刊行业的一种“新常态”。

与之相反的则是新媒体行业的爆发式发展，随着网民数量逐年增长和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传统媒体纷纷寄希望于新媒体。2014年，新媒体平台“界面”下属的栏目“界面长篇”改名为“正午”，拥有了独立的公号。

“我还是挺想到这个行业里来做一下，看看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进入正午是小黄求职过程中最为顺利的。被界面的领导面试过后，她接到了正午——当时还叫作界面·长篇——主编谢丁的电话，想和她单独聊聊。她在咖啡馆见谢丁，谢丁没有前辈的架子，比她想象中话多。

“正午是随时可能倒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无所谓，你就来。”谢丁说。

小黄就来了。

尽管后来转战互联网，界面的项目负责人何力保证：“即使将来内容的地位就是个‘小三’了，我们也要认认真真当好一个革命化的‘小三’。”

而在小黄的眼中，正午的“媒体气”很弱，不追社会热点，也不太追求阅读量，正午就好像只是为这群兴趣各异的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写作平台，有只写随笔根本不做采访的，有写家里猫猫狗狗的，“正午的气质很冷。谢丁在媒体待久了，也比较厌倦媒体性的东西。”她说。

维持着每月一个长篇，几篇短稿的工作量，小黄在正午做了两年记者，但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记者了，她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写所谓‘非虚构’的人”。

学生时代的记忆历历在目，在谈话中，这位《京师学人》的前主编一一点数曾经的选题。的确是很高兴，她记得陈少远的文艺气质和理想主义、赵伟光一夜三篇论文的效率，也能细数大学时代好友毕业后的职业轨迹，她说：“那时大家比较能胡闹一点，都在一起玩。”

“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延续到后来在正午的工作状态，她喜欢亚文化，跟着摇滚乐队的大巴车一路穿行，深夜跟着在涂鸦的年轻人在北京的街头游荡……她喜欢她的采访对象，在她眼中，这些被很少关注的人物呈现了跟主流价值观不一样的活法：“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部分人，这个社会挺完蛋的。这个社会需要这种破坏性的东西在。”

只是每一次约访都很痛苦，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我不是很爱聊天的那种人。”

她需要给自己设一个底线：“比如今天几点前要约访，抽完这根烟要把短信发出去。”实习的时候她会提前一站下车，走到采访地点，这样在这路上的时间会变长一点：“现在好些了，也不能太漏气。”

她在正午操作的第一篇稿子是《阴阳人》。在采访对象佑振的店门口，小黄还有点担心：尽管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时做过性别方面的题，但如何在不引起对方不适的情况下和LGBTQ这样的敏感群体沟通还是很难把握。不过她毕竟混迹亚文化圈，眼光多元，知道适可而止。一旦对方眼眶红了，她就及时停住追问。

后来编辑给她的评价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的语气很冷静。”

“我不会抱着这种期待，但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人被包容吧。”就像小黄向来不在意读者对她的作品的喜好与否，她也不会再刻意寻求写作的目的了。做《京师学人》时那种强烈地想拥有公共价值的想法，好像也在逐渐步入媒体生态的实习期和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采访过程中被一点点收紧。

从校内的杂志主编，到现在的正午作者，小黄经历了墙内墙外的媒体世界，而校园媒体给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真正接触到如何采访、写作的机会，也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开放的平台。但那对于一个记者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现在做的工作，我在的媒体，我采的人，会让我特别的……”小黄的身子微微前倾，伸出手，小心地将积长的烟灰对准可乐罐口，轻轻掸下，又缩回椅子上：“特别无所谓。”

在短暂尴尬的沉默中，她把冷淡的目光投向吧台处聚集的欢笑人群。轻轻喷出的烟雾融进空气中。

五、传承

又一次夜深，手机上显示的11:59瞬间变成整齐排列的四个零，电脑屏幕发出的微弱光芒下，灵活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黑暗中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对赶稿的校媒人来说，夜才刚刚开始。

“印象最深的就是，熬，熬，熬，感觉一直在熬夜。”五年之后，坐在正午酒馆的小黄仍心有余悸。

而对于张炜铖来说，这样的“夜间活动”早就成了家常便饭，她一直保持着猫头鹰式作息。刚刚升入大二的她，是《此间》的执行主编，被工作充斥着的每个夜晚，常令她痛并快乐着。

“我知道会很忙，但我没想到会那么忙”。大一入社以来，高强度工作一直是张炜铖的名片，她所在的院辩论队在一轮比赛中爆冷出局，才帮她分出了顾及《此间》的精力，选题与关于少女偶像团体BEJ48的封面策划都顺利通过，去年此时，她手里正捏着一个四篇稿的专题和七千字的人物稿。

“大一基本上天天觉得做不下去。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崩溃。”

身为前执行主编的她坐在这里，以一分钟两百字的语速总结了某次在沙漠实地跟访的魔鬼经历，在“学到很多”后补上一句：“那是第一次，我希望它是最后一次。真的太痛苦了，不想再经历了……但是我可能会骗下一届的小朋友去。”

从采访提纲到改稿，她始终为她的“小朋友”揪着一颗心，“小朋友”即将采访为唐七做声明的那位律师：“这个完全就是在走钢索的，我帮他审了好多遍采访提纲，今天早上还在改。采访提纲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得面谈……”

“铁打的磨盘，流水的兵”。本科教育里学生的流动性，使所有校媒都面临着传承问题。

一个校媒人的上升轨迹时常是：大一记者，大二编辑，大三主编，大四隐退。吴呈杰在大二已然是领头的那只羊，但他坦言：“当时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我才呆过一年，才写过几篇稿子。”大二退居二线意味着新人必须在一年之内成长起来，这要求投入大量的时间来达到期望水平。

据《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66.67％的校园媒体负责人将课余时间的21％-50％的精力用在校园媒体工作当中，如此庞大的精力投入事实上与媒体本身的特点有关，一篇长稿的成型要求极大的采访量与工作量，以社会媒体《人物》为例，一篇人物专访的采访提纲可达到九千字，采访时间十个小时；而学生在校媒中投入的精力与社会媒体不可等量齐观。

但《此间》没有放弃对专业性的追求。从谢宇程阳到吴呈杰，再到张炜铖，编辑对记者就像妈妈管着孩子一样，全面把控着选题的操作。没有稿费，全靠情感在撑。张炜铖也很惊奇到底是什么激情让她坚持夜间工作：“在北大很多人有双学位，但是对我来说，《此间》就是我的双学位了。”

《京师学人》的火锅涮完了。

即使是传奇人物钟南海，也不能始终掌握全局。学生总是一届一届在轮换，杂志风格随着以主编、美编为核心的团体更迭而流变。07级主编陈少远曾带出了一批文艺性选题，09级传播学主编完成了新闻专题与深度调查的转向，12级钟南海把办公室变成了充斥着摇滚、二次元的聚集场所……据14级主编朱思谕回忆，自钟南海开始，杂志社一度严肃的风格就飘了，但这种另类的氛围不仅留下了瓶颈期的她，还形成了社团中独树一帜的风格。

杂志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自在生长。不论是始终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此间》，还是风格多元化的《京师学人》，校园媒体总是为学生提供着采编的平台。人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从新生到骨干，从初识到离开，揣着崭新的视角推开校园的大门走进社会那一刻，这些校媒狂人们或许会发现，做媒体的方式不止一种，回头与出走、追求与反叛终将殊途同归。

2017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京师学人》那间四年前被前辈们填充起来的办公室又将人满为患，屋里热气逼人。当年买来的墙纸的中央，编辑们会坐在成堆的杂志上，打开话匣子。这天风很大，北京天朗气清，乌鸦振动翅膀，成群结队地朝月亮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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