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记者 张小英
圆明园之毁，中华民族之痛。
1860年，英法联军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此后近一个世纪，圆明园经历军阀、官僚、地痞不断地盗窃破坏，“任何笔触都描述不出其华美瑰丽”的“万园之园”，化作一片荒凉的断壁残垣，遗存于北京西北郊。
圆明园留给中国人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从遗址保护和重建的争论，到颇有争议的湖底防渗工程，再到铜兽首天价拍卖……凡是涉及到圆明园，都会激起中国人情感上的涟漪。
圆明园的劫难，不仅是历史之殇，更是文明之恸。160余年来，一代代人都在努力寻回圆明园流失的遗物，让遗址新生，抚慰历史伤痛。
圆明园劫后劫
大车一辆一辆，鱼贯而入，径直前往圆明园文源阁。数十名士兵，合力把那里的太湖石，一件件搬运上车，扬长而去。圆明园内数名太监试图阻拦，但寡不敌众。总管太监王和喜，匆忙写了一封禀文，立即命人一路小跑送往内务府。
这是发生在1921年秋的一幕。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圆明园仍是逊清皇室的私产，园内由太监率领园户看护，同时也受民国政府保护。因此，内务府收到禀文后，很快向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发函询问。
时任步军统领兼京畿卫戍总司令的王怀庆接函后，回应称，马上派人去圆明园各处详细调查。但查来查去，查了几天，最终他复函内务府：未见有军人押车拉运园庭石块。
很显然，王怀庆在打马虎眼。他并非不知道，拉石大车是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派去的。曹锟把太湖石从圆明园直接拉到西直门车站，装车外运至直系军阀的大本营——保定，用于修建城南公园，也就是现在保定动物园的前身。
王怀庆不仅没有彻查，还对这次外运进行了保护。因为曹锟是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子，王怀庆为徐世昌心腹，两人有莫逆之交。而且，拉运圆明园石料，在他们眼里，不过寻常之事。
王怀庆自己也曾派数百名工人，手持尖锄和斧头，拆了圆明园舍卫城的围墙、安佑宫的大墙和西洋楼的砖墙。拆下来的砖石，又是兴建他的私人花园——达园（今达园宾馆），又是建东四十一条的宅院。
时任北京地方长官京兆尹的刘梦庚，更是在王怀庆的庇护下，先后从长春园共拉走623车太湖石，从绮春园拉走了104车云石片……
圆明园已沦为北洋军阀随心所欲采运的砖瓦石料场。末代皇帝溥仪对此勃然大怒，他一再由内务府向步军统领衙门提出交涉，要求予以制止。
但彼时的“紫禁城小朝廷”毫无权威可言。而当局官僚、军阀自己就是劫掠者，这样的交涉，无疑是与虎谋皮。
圆明园，清王朝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营建的一座规模极其宏伟的离宫，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法国大文豪雨果说，“凡是人类想象所能创造出来的一切，都在圆明园得到了体现。”1860年，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内将奇珍异宝劫掠一空后，将无数宫殿、庙宇、亭榭付之一炬。
但圆明园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组成，占地将近5200亩，相当于五个故宫那么大。英法联军的那把熊熊大火，只烧了其中一部分。
1882年出生于海淀成府村的金勋，幼时常常从圆明园附近路过。“在墙外高处，可以看见圆明园‘海岳开襟’‘蓬岛瑶台’和万春园的大宫门。”这些建筑，在当时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然而，圆明园的劫难并未终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在京城大肆烧杀劫掠，清廷仓皇逃往西安。一时间，京城内外一片混乱。原来驻守圆明园周边的清军八旗诸营，一部分化兵为匪，手持洋枪、趁火打劫，将这座皇家园林任意毁坏。
时年十八岁的金勋，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是时，圆明园及万春园被附近八旗营房旗匪抢拆一空，三园之树亦斩伐罄净，独‘海岳开襟’仍然伟立，因有周德海在此防守。”周德海是当时园内的园户首领，经过和散兵游勇多次较量，周德海孤掌难鸣，不能再守。“是夜，冰冻六七寸厚，厢白旗小营拆匪百余人，各带木杠绳锯，由冰上至‘海岳开襟’，经过五六天，这处胜景已变为平地了。”
圆明园惨遭拆匪所毁的建筑和林木，远不止这些。据说，当时清河镇上所售圆明园的木材，堆积如山；圆明园内炭厂林立，窖烟四起，一切小料、树枝、树根全部烧成炭，成了京城炭薪供应基地。
民国元年，溥仪退位。按照《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并承诺每年给“紫禁城小朝廷”四百万两拨款。但时局动荡，民国政府的拨款，除了第一年兑现承诺外，逐年缩减。
溥仪的小朝廷，日益捉襟见肘，不得不靠变卖园内遗存勉强度日。“空车进去，自己随便装满一车出门交一块钱。这一车货实际上装了三车的东西，到了门口，还有两辆空车等着分装。”像曹锟、王怀庆这样手握重兵的军阀，根本不给钱。
还有一些在京机构，也纷纷从圆明园拉运石料。1921年，北京龙泉孤儿院为了扩充院址，向溥仪索取圆明园西墙的砖块和园内的湖石，且辩称这些废弃的物料，应该用在公益上。后来兴建的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香山慈幼院等，无不有圆明园的遗物。
据圆明园附近村民回忆，自民国成立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很多装满了圆明园残料的车辆经过。一年四季是这样，共持续了二十多年之久。
圆明园当年花遮柳护的琼楼玉宇，经英法联军之劫所留断壁残垣，又经劫后劫，真是不幸中的不幸。
“中国文化上一大损失”
金勋站在满是怪石荒草的废墟上，望着福海的微波，遥想亭台轩榭，如过眼云烟。
他是满族人，出生于一个建筑营造世家。其父金荣山是天利木作厂的铺长，曾参与同治、光绪年间修缮圆明园、颐和园等宫廷园林工程，负责建筑设计和丈量工作。
或许是受父亲影响，金勋很早就与圆明园结缘。他幼时曾在圆明园正觉寺出家当喇嘛，诵满文经卷；15岁时，进入圆明园“如意馆”当学徒，专学中国传统建筑彩画，后来又在圆明园堂档房当差。
少时经历，使他有幸目睹过圆明园的部分名园胜景。但短短二十多年，他又亲眼看到它屡遭劫难，最终连砖瓦、碎石都所剩无几。
如何“留住”圆明园？精于绘事的金勋，决定拿起手中的画笔，为圆明三园画一张全图。他根据先人遗留的书画资料、家中所藏宫廷园林营造图纸，整日伏案绘制。为了进一步考证，他又一次次前往遗址踏勘，祁寒酷暑，不辞辛劳。
1924年，金勋终于完成第一张大比例尺圆明园全景平面图的绘制。圆明三园的气势恢宏，历历在目。这是当时较早的一张圆明园全图，但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一部分原因是，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拱卫森严，绝大多数人都不曾一睹其真容。除此之外，中国自古重士轻工，建筑被认为是匠人的手艺活，历来不受重视。遍地的宫殿、庙宇、园林都无人去研究，何谈已经沦为废墟的圆明园。
直到1930年，退出政坛的朱启钤，在北平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才首次用现代学术精神及方法检视中国古老的遗产。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自然是营造学社研究的重点之一。
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写道：“圆明园所营苑囿寺观，及装修陈设，穷奇侈巧，结构恢诡，然匠心所运，不逾规矩，历史象征，固班班可考者也”。
营造学社开始大力收集圆明园的遗物及相关文献。朱启钤花费不菲资金，从北平图书馆陆续购买了1800多张样式雷家族的图样档案和18具建筑设计模型“烫样”。营造学社还与辽宁故宫东三省博物馆合作，将沈阳故宫珍藏乾隆年间绘制的20幅长春园西洋楼铜版画，公开出版发行。
金勋以绘图员的身份加入营造学社。他根据学社收集的相关资料，考释性地绘制了一幅《圆明园复旧图》。梁启超之侄、梁思成堂弟梁思敬在此基础上，又绘制了一幅《圆明园鸟瞰图》。这两幅反映圆明园盛时全貌的图，至今仍是研究圆明园至关重要的资料。
为了让圆明园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营造学社与北平图书馆协商，筹办一场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并向全社会发出征求展览物品函。
函中称，“清代圆明园，为极有价值之营造。一瓦一椽，皆为重要之史实”。希望各界如有圆明园的文献或遗物，“不拘何品，均所欢迎”。
1931年3月21日，一场名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展览，在中山公园如约举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一处被毁坏建筑的公众活动。满怀好奇的游人如潮涌至，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收藏家、考古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
圆明园的烫样、清乾隆铜版西洋楼水法图、文源阁及安祐宫的残瓦断砖、金勋绘制的圆明园全景平面图等，在展厅一一陈列。中山公园里的青云片、青莲朵、搴芝、绘月等太湖石，承露磐石柱，也是建园时从圆明园搬来的。
人们在展厅间，流连忘返。很多人简直不敢相信，一百多年前，中国确实存在着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而这一切，已化成眼前的残砖断瓦。
历史学者向达为展览作了主题演讲。他称圆明园是中国园林的表率，“不当以普通帝王苑囿视之”。接着，他不无愤慨地说，“圆明园毁于西方野蛮的破坏行为，是中国文化上一大损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永远铭记这一惨痛时刻。”
这次展览，唤醒了人们对圆明园的记忆。原本一天的展期，在学界的强烈呼吁下，又延长了一天。两日以来，参观者达万人以上。一时间，“圆明园遗物”成为了那个春天最被人热议的话题。
展览后不到半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情绪在全国上下激荡，圆明园废墟上的断壁残垣，成为抗战传单上常见的标志性图案，激励国人毋忘国耻。“圆明园的废墟就这样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写道。
圆明园遗址开始受到保护。1932年夏，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平特别市政府共同组成“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制定遗址保管办法，并按月拨发工务局200元，以资园内各项建设之用。园内还派稽查员、4名警察常驻，看管各种重要石件。
为了对遗址渐次整理，市工务局对三园遗址勘订界石，进行地形测量。工作人员刨土搜求遗址，历时数月测绘成1∶2000的《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这幅图纸，至今仍被学界认为是最接近圆明园原状的实测图。
时局难料。圆明园遗址刚受保护不久，就又惨遭厄运。1934年，政府命令将圆明园交给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此事不了了之。但附近贫民、前清太监和满洲旗民等因饥寒所迫，纷纷在遗址上开荒。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圆明园遗址已经面目全非。
1953年，中央党校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予以制止。他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说：“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
根据这一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海淀区绿化队开始在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植树，1959年又正式将圆明园遗址划定为公园绿地。但好景不长，“文革”期间，园内上万株树木被砍伐，山丘被夷为平地，湖泽被填为耕地，到处是杂乱无章的平房，还有臭气熏天的粪场、猪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直从事3D再造圆明园工作的郭黛姮曾研究发现，圆明园的建筑虽然在晚清时期全部被毁，但大部分山形在1933年至1965年间变化不大。直到1965年后，圆明园内面貌大变，山峰几乎全被削平，河道完全消失、局部填平。
更糟糕的是，饱经劫难的圆明园几乎被外界遗忘。“当时地方报刊、广播都没有‘圆明园’这个字眼。有的人就住在中关村，竟不知道圆明园在什么地方……”
遗址新生
1976年，“文革”结束，新中国历史揭开新的篇章。
是年秋天，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侯仁之在海淀区规划局开会，听时任海淀区建设局副局长的边满堂说，海淀区政府决定将绿化队分出来一支，11月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
这是自圆明园被毁以来，第一次设立的专管机构。听到消息后，侯仁之连呼，“好极了！好极了！”回到家，他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家人。
当时，还在北京郊区东北旺人民公社唐家岭大队插队的儿子侯帆星，听后很感兴趣。他对父亲说：“我也想去圆明园工作。”次年，侯帆星在回城就业的过程中要求调至圆明园工作，不等人事关系办妥，就迫不及待去圆明园管理处义务劳动。
圆明园管理处刚成立时，只有28名职工，次年增加到40余名。“缺房少钱设备差，条件十分艰苦”。侯帆星记得，一开始上班主要是在荒山空场上种树。“定额是每人一天挖18个树坑，但平均每人一天完成30个，最多的一天能挖59个坑。”
大伙儿都干劲儿十足。一方面是希望早日改善遗址环境，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为了和农民“争地”。圆明园管理处的数据显示，直到1980年，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居民、20多个聚居点及2000多名居民。侯帆星说，“不抓紧种树，就被农民抢着种地了。”
圆明园里，连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圆明园管理处的总工杨振铎亲自设计游园路线，不时和侯帆星交流探讨，又从各处凑齐钢筋、水泥。圆明园终于修了拱桥，铺上一条3.6公里长的柏油园路。同时，在东部盖了三十余间办公、生活及管理用房。
绿化淡季，大伙儿冒着严寒，一点点把遗址清理出来。那时候圆明园管理处没有机械设备，硬是用铁锹、铁镐，一架吊链、几根撬杠和几辆手推车，把西洋楼遗址的几处景点整理了。“光是清运的渣土，就有3000多立方米。”
一天傍晚，侯帆星陪父亲侯仁之在未名湖畔散步，正巧碰见北京大学原副总务长王希祜。寒暄几句后，侯仁之开门见山地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了，目前在清理遗址，准备变成一处遗址公园。我们支持一下！”
王希祜听罢，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儿啊。”不过，他听出来侯仁之话里有话。燕京大学建校时，曾从圆明园废墟上拉来石麒麟、华表、石桥等不少旧物。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址燕园，这些旧物留存至今。“侯先生的意思，该不是想让学校把这些都还回去吧？”王希祜这么一琢磨，笑而不语。
侯仁之接着说，“当年乾隆皇帝为了观赏圆明园大水法喷泉秀，修建了观水法。观水法正中有宝座，宝座背后有五块石屏风，屏风两侧各有一座石方塔。这几块石屏风和石方塔，就在咱们朗润园里。”
朗润园位于北大校园北部，前身是清嘉庆时庆亲王永璘的赐园，旧名“春和园”，咸丰年间改赐恭亲王奕，并改称“朗润园”。宣统末年，溥仪将朗润园改赐七叔贝勒载涛。上世纪20年代初，载涛把朗润园租给燕京大学，作为教职工宿舍。北京大学迁址燕园后，又将朗润园买下。
圆明园的石屏风和石方塔，为什么在朗润园里？王希祜有些疑惑，侯仁之解释，1910年前后，圆明园内的李太监擅自与私商串通，试图索价5千银元将五块石屏风出售，而私商只肯出2千银元。双方争价之际，载涛得知此事后，把太监驱逐出园，并将石屏风和石方塔运至朗润园的西门内。金勋先生有过记载。
侯仁之说，“拉来之后就一直扔那儿，半个多世纪也没用上，不如还给人家。”王希祜一听，看来侯仁之早有计划。思考片刻后，王希祜点了点头，“既然您都发话了，那行吧。”
王希祜或许不知道，这一天，侯仁之已经等了很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侯仁之就常去隔壁圆明园踏荒。看到圆明园的山形水系和气势恢宏被蚕食殆尽，让学历史地理学的他，心痛不已。他曾对着横七竖八的断壁残垣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这片遗址。
得知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后，侯仁之便开始四处奔走。“那段时间，父亲重新当选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召集北京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来圆明园考察，并在101中学为大家做讲解，呼吁各位代表、委员发声，保护圆明园。”侯帆星说，“父亲认为，散在各处的圆明园遗物应该一一调查清楚，核实登记，如果是闲置不用或用而不当的，最好能运回园内，作为残存的遗物，在原址陈列。”
1977年10月，杨振铎带着十几位工人，开着手扶拖拉机、三轮汽车，拉着撬杠、滚杠、大绳、杉板和绞盘，浩浩荡荡跨过万泉河，进了北大东门，直奔朗润园。
由于朗润园在未名湖北，石屏风和石方塔埋在朗润园岛西头，临近红湖游泳池，三轮汽车根本进不去。十几位工人只能把这数吨重的石雕，一块块从泥塘里拉出来，再用杉板托着，底下铺滚杠，用绞盘牵引，沿着行人小径，一寸一寸地拉至一百多米以外的装运点。
搬运过程中，侯仁之特意抽空过来瞧了瞧。“父亲非常欣慰。他说，文物回归对圆明园来说，是历史性的时刻，让我赶快拍下来。”于是，侯帆星用父亲从英国留学带回来的莱卡135照相机，拍下了这一历史瞬间。
由于石构件比较重，起运时，卡车一次只能拉一块。“卡车开在前面，吊车跟在后面，绕行未名湖，出北大东南门，最后从圆明园西洋楼东边豁口进园。那几天，大家在朗润园和圆明园之间辗转了数次。”侯帆星说。
谁也没想到，当年乘马车离开圆明园的石屏风和石方塔，五十多年后，就这样坐着“大解放”回家了。
为了迎接它们，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人已经提前把观水法的基座，从2米厚的渣土里刨了出来。石方塔体积相对较小，吊车安放时一步到位。但石屏风的安放过程，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解放卡车的承重能力是4吨，吊车的安全载荷上限也是4吨，而最大的一块石屏风有5.5吨重。吊放过程中，由于吊车大臂伸出去太多，整个车失去平衡，向前栽了下去，石屏风砰地砸落在台基上。”侯帆星至今仍记得，“那一瞬间，空气都凝固了。幸运的是，石屏风和基座都安然无恙。”
五块石屏风和两座石方塔，终于被安放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是1860年后，圆明园流散文物首次运回园内安放。如今，这五块雕刻西洋军旗、甲胄、刀剑、枪炮图案的石屏风，就矗立在观水法遗址上，让人们得以看到欧洲艺术元素如何融入中国园林。
寻回流散文物
石屏风和石方塔的回归，让圆明园流散文物开始受到关注。
“工人们清理遗址时挖出来格格的项链，附近居民挖出来印着‘圆明园’字样的大砖，纷纷主动交给管理处了。”从那时候起，侯帆星在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不再是种树，而是到处搜集圆明园的资料及遗物、给遗址拍照和为游客讲解圆明园历史。
侯帆星戏称自己更像是“收租的”，凡是圆明园的东西，碎片都要收回来。有一次，工人在清理西洋楼遗址时发现一堆碎瓷片，用麻袋装好后交给侯帆星。他收下后，“在洗印照片的空闲一片片粘，每天只能粘一两块，花了个把月时间粘好后，发现是乾隆时期的花瓶，底部有‘大清乾隆年制’的款识。后来，这个花瓶一度放在展室中陈列。”
1978年夏，时任北京市规划局综合处处长赵光华，到北大燕南园61号侯仁之家里拜访。他告诉侯仁之和侯帆星，此前听金勋先生说，翠花胡同的翠园，也有圆明园的遗物——谐奇趣北侧的喷水池。
翠园当时是民盟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侯仁之和赵光华两人协商，找民盟中央的相关人士沟通，建议把喷水池归还圆明园。随后，侯帆星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圆明园管理处的党支部副书记张恩荫和杨振铎，“他们很高兴，让我代表圆明园出面。”
夏末的一天，赵光华打电话约侯帆星，同去民盟中央洽谈。“我们到民盟中央门口报上来意，马上有工作人员引路进入院落。”侯帆星和赵光华没来得及观赏，就直奔庭院中央。
“看，喷水池！”一进院，两人立刻辨认出来。侯帆星指着谐奇趣北侧喷水池的石围栏腰部，不禁感叹：“多么精美的贝壳海螺浮雕啊！”
谐奇趣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中，最早建成的一组西洋建筑，由一组华丽、壮观的西式洋楼、一南一北两个喷水池和供水楼组成。北侧的喷水池由多块石雕组合而成，俯瞰像一朵菊花。
侯帆星已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拿出父亲收藏的滕固著《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翻开书中一张德国人恩斯特·奥尔末于1873年拍摄的西洋楼谐奇趣北面残迹。接着，他又拿出清乾隆年间绘制的20幅长春园西洋楼铜版画中的第二幅——谐奇趣北面，画面中央就是眼前的喷水池。
通过实物和资料对比，民盟中央的接待人员惊讶不已。“原来这座喷水池来自圆明园西洋楼，难怪造型这么精美”。侯帆星解释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民国时期又经历了各路豪强的践踏破坏，许多石雕物件都流散到各地，喷水池就是其一。”
接着，侯帆星话锋一转，“现在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了，我们正在努力找回圆明园流散文物，希望你们多支持，能物归原主。”
民盟中央的接待人员很爽快，直接说，“我们汇报给上级领导，你们什么时候想要？”侯帆星和赵光华很是感动，掏出几张“圆明园园史展览”的门票表示感谢，“等我们先把遗址清理出来，再过来拉也不迟。”
侯帆星回忆，“赵光华先生和父亲，应该提前与民盟中央交流过，没费什么口舌就达成了口头协议。”但让他略为遗憾的是，“当时没问谐奇趣北侧的喷水池怎么到翠园的？”查阅大量资料后，侯帆星推测，“很可能是民国时期，圆明园惨遭‘石劫’时搬来的，而大总统黎元洪这一时期曾在翠园居住。”
1987年，民盟中央将谐奇趣北侧的喷水池捐赠圆明园管理处。这是回归圆明园第二件较为完整的流散文物。时隔多年后，民盟中央又将圆明园另两件流散文物——乾隆御笔“熙春洞”石匾额和嘉庆御笔“称松岩”诗石刻捐赠“回家”。
寻回谐奇趣北侧喷水池之后，侯帆星还从北大收回圆明园坐石临流亭的水槽基座。他记得，“1981年的一天，王希祜打电话说，北大五四运动场要扩建，有个流杯亭基座要不要？我听父亲说是圆明园绮春园的，就回答当然要。王希祜就派人送到西洋楼展室门口了。”
圆明园的劫难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除了那些流散在一些大学、公园等公共机构的文物外，很多流散文物都没有任何线索。
刘阳是北京历史的狂热爱好者，从15岁开始他就经常在课余时间走街串巷、寻访古迹。2003年春，刚从大学毕业的他，整日带着相机“扫胡同”。一天，他来到西城区大秤钩胡同。这条胡同虽靠近西单商业圈，但格外清净，里面有不少大院，多是各部委的单位宿舍。
走到胡同中段11号院的门前，大红门“吱呀”一声打开，刘阳向院子里瞥了几眼，发现院子当中的树下，有一对硕大的石鱼。“鱼是平躺的，嘴是圆的，尾巴向上卷，有些像胖头鱼，纹饰非常精美。”刘阳很少见到这种造型的石鱼，想进去拍照，看门的老太太说是机关宿舍，不能随便进。
虽然遗憾，但石鱼给刘阳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4年，痴迷圆明园的刘阳，如愿到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工作。后来，在撰写一本有关圆明园的书时，看到法国人莫里斯·亚当于上世纪20年代拍摄的两张照片。照片拍摄的是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右下角不起眼的位置，有只硕大的石鱼让他眼前一亮。其造型与大秤钩胡同里的石鱼非常相似，有没有可能就是圆明园的呢？
为了进一步证实，刘阳再次来到大秤钩胡同，在看门老太太的允许下，终于进入11号院内。考察对比后，刘阳确定这对石鱼就是莫里斯·亚当照片中的石鱼。于是，刘阳把这个发现告诉圆明园管理处。管理处会同专家对石鱼进行了鉴定，专家认定，这对石鱼出自圆明园。“后来才知道，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陆军中将杨杰派人从圆明园搬来的。”刘阳说。
当时，大秤钩胡同11号院是中组部的职工宿舍。圆明园管理处与所有居民进行了沟通，大家一致同意，让石鱼回到圆明园。2006年11月，这对每只身长125厘米、高58厘米、重达一吨的石鱼终于回到约16公里外的故地。
在石鱼回归圆明园之前，侯仁之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等23位知名学者联名，就发出《圆明园散落文物回归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共同努力促使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次年，“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文物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很多在京单位、居民纷纷向圆明园管理处提供文物信息，捐赠流散文物。海淀区展览路居民于国勋，捐赠了一件云凤纹柱头；海淀区水磨新区二排居民陈达顺，捐赠了龙头石构件；海淀区骚子营市民孟祥瑞，捐赠柱础石19块、城砖11块……
不少文物流散多年后，重回圆明园。而对于流散在颐和园、中山公园、北京大学等地，广为人知的圆明园文物，中国圆明园学会理事、圆明园研究专家王道成曾直言，“从历史的角度，这些文物都属于圆明园；从道义的角度，文物当年被拿走也并不都正常，但时过境迁，要回文物，并不现实。”
更多、更珍贵的圆明园文物，被英法联军劫掠后一直流散海外，并不断现身于国际拍卖机构。
海外追寻之路
2009年2月25日，巴黎大皇宫内，一场拍卖会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
这场由法国佳士得拍卖行筹划多时的拍卖会，拍品中包括圆明园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因此，从宣布消息伊始，就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中国国家文物局坚决反对并谴责所有拍卖非法出境文物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在民间，近百名律师组成“追索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诉讼律师志愿团”，将佳士得告上巴黎当地法庭，但最终法院驳回了中国律师们的诉讼请求。
在一片抗议声中，兔首和鼠首最终还是亮相佳士得拍卖会。开拍不到5分钟，中国收藏家蔡铭超以近2.7亿元高价竞拍成功。但事后，蔡铭超以拍卖品是非法流失文物、无法申报入境为由拒绝付款，两尊兽首最终流拍。
一场圆明园兽首拍卖的闹剧，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结束。最终，兔首与鼠首被佳士得大股东法国皮诺家族买下。2013年，皮诺家族将兔首与鼠首捐赠给中国，目前均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圆明园12生肖兽首铜像中的猴首、牛首和虎首，是2000年保利集团总计花了近3000万港币，从中国香港拍回，收藏在保利艺术博物馆。2007年，港澳知名人士何鸿燊以6910万港币的天价购得圆明园马首铜像。之后，何鸿燊把马首和此前以600多万港币从纽约买回的猪首铜像，一同捐给保利艺术博物馆。
2019年，何鸿燊决定将马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次年，在外飘零百年的马首铜像，正式入藏圆明园正觉寺，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文物。而圆明园龙首、蛇首、羊首、鸡首和狗首铜像，至今仍下落不明。
接二连三的圆明园兽首天价拍卖，一次次让国人深受刺痛，也让很多人意识到，“拍卖圆明园文物，本质上是西方人的狂欢节。佳士得、苏富比成功绑架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圈去了中国人的巨额血汗钱。”
海外流散文物的回归，无疑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中国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物数以千万计，且大多数文物的真正价值要比圆明园铜兽首高很多。如果这样天价买下去，买得过来吗？
与此同时，圆明园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多少？流失到了哪里？至今依然是历史谜题。学界普遍认为，“就目前情况看，对流失文物的摸底，要比追讨现实。我们必须先要知道我们丢了什么，丢失的东西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2009年10月18日，圆明园管理处宣布，组织“寻宝小组”海外寻宝。预计用一年时间，前往美国、日本和欧洲，调查存于海外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中的圆明园珍宝。
一个多月后，由圆明园研究专家、管理处工作人员、媒体等八人组成的寻宝小组，从首都机场正式起程前往美国。
之所以选择美国，寻宝小组成员之一的刘阳解释说，“很多人以为英法两国是圆明园文物收藏所在地，但实际上美国收藏的圆明园文物数量远超欧洲。此外，美国东岸城市的诸多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文物及资料，之前没有系统整理过，仍是‘空白’领域。”
抵美后，寻宝小组考察了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四地的9家博物馆，共收集到四五百张圆明园及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的珍贵老照片和图片。刘阳认为，“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至少可以让圆明园研究时间缩短二三十年，研究价值高于实际价值。”
此外，寻宝小组还发现一些制作精美的鼻烟壶、印章、壶瓶等工艺制品。“很多都是清朝皇室藏品，出自圆明园的可能性很大。”刘阳举例说，“像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宋代佚名的《柳荫牧牛图》上，盖有圆明园‘淳化轩’印章，表明它曾经为圆明园所收藏。”
但寻宝小组的美国之行，并非一片坦途。
出发之前，圆明园管理处一再强调，寻宝小组并非追讨流散文物，仅仅是为了建立档案，是学术层面的研究。但或许是几个月前，圆明园兽首拍卖闹剧的舆情尚未平息，寻宝小组的到来，让美国诸多博物馆紧张不已。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寻宝小组刚一抵达，博物馆门口就挤满了媒体记者。刘阳对此大吃一惊，“外国记者是怎么了解到我们行程的？”更让他意外的是，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馆主任接待时甚至带上了律师，做好双方对峙的准备。
“大都会博物馆的律师，详细盘问了寻宝小组每个成员的来历。由于刘阳对圆明园文物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他们起了疑心，担心刘阳以考察身份冒充来‘看货’。”侯帆星记得，“因为寻宝小组的到访，博物馆东方馆都暂停对游客开放了。”
侯帆星自1981年离开圆明园管理处后，赴美留学和工作，但作为圆明园学会会员、圆明园管理处顾问，一直牵挂圆明园。2009年初，他还帮助圆明园管理处与美国杜克大学善本部联系，获得美国摄影师新德尼·甘博于1918年左右拍摄的7张圆明园历史照片的公开展览使用权。得知国内的寻宝小组要来美国，他第一时间就买了机票，请假陪同，“看看美国的博物馆有哪些圆明园文物，也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
而这次“寻宝”之行，让侯帆星五味杂陈。他说，“圆明园文物承载着中国人的悲痛，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流散世界各地，被人们收藏、拍卖。但事实上，从文明的角度，圆明园是世界的圆明园，可惜这个价值观还不被普遍接受。”
圆明园流散海外文物的摸底工作，远比预想中要难很多。寻宝小组美国之行回来后，海外寻宝计划即告搁浅。
历史记忆之责
事实上，中国人努力寻回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同时，西方也曾发出将圆明园文物主动归还的声音。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有一百多处园林风景群。清乾隆时期，当时最知名的宫廷画师唐岱、沈源、冷枚等，选取了园内最美的40处景群描摹，绘制成《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这套图被认为是惟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珍品。
1860年，圆明园罹难时，《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被法国军官杜潘上校劫掠。回到法国后，杜潘上校把自己的收藏品进行拍卖。这套图历经几次拍卖转手后，最终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购。
上世纪20年代末，留学法国、获得考古研究院博士学位的程演生，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时，偶然见到了这套《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不禁“叹为国工胜迹”。为此，他经过多方活动，终于获得馆方许可，“用摄影术全部传实而归”。1928年，这套图由中华书局用玻璃印刷成《圆明园四十叶》，向全国发行。
但玻璃版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不够清晰，国内学者研究起来极为不便。1980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得知此事后，让外交部驻巴黎使馆人员出资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得《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80幅黑白底版，赠给当时的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
法国学者也被《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所牵动。1983年9月，三位法国学者来到中国，和圆明园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是关于圆明园研究第一次国际级的学术交流。为此，法国学者不但带来他们自己研究圆明园的著作，还把《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彩色照片底片作为礼物，赠给中国圆明园学会。
2000年10月，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来到圆明园。在苍凉的废墟前，他既对当年英法联军的野蛮行径怒火中烧，又为犯罪者中有自己的祖先而深感内疚。回到法国后，他却发现，法国的一般民众对圆明园的劫难极其陌生。
出于保存历史记忆的责任，布立赛搜集了大量未被公开出版过的回忆录等资料后，历时三年写了西方第一本论述圆明园劫难的专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本书被认为是目前西方人最全面客观反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著作。2003年一经出版，就在法国和欧洲引起极高的关注和评价。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还特意为《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作序。他在书中称法国人有记忆的责任，“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读了这本后，也表示非常欣赏。
为此，布立赛给希拉克写信，希望法国主动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还给中国。他在信中说，“法国如果真能正视自己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再没有比归还这本诗画册更好的标志了！”
此事至今没有下文，布立赛曾解释称，“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图书馆自行将收藏的文物给出去，图书馆没有办法自由支配自己的馆藏。”但他近年来仍在努力推进，“比如，我们可以签一个中法文物互换的合同，或者是推动法国修订新的法律——但是这件事情比较困难，因为需要议会的允许。总而言之，我非常希望珍贵的文物能够归还中国。”
布立赛有一个“中国梦”。他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从圆明园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宝贝，都能够回到故土，告诉世人，这里曾拥有过多么辉煌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