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这座被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誉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称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的皇家园囿，始建于康熙末年，大规模营建于雍正和乾隆年间，至嘉庆与道光年间，又有局部扩建，面积达5200余亩。圆明园的建造、维护和日常运行费用是个天文数字，由内务府设立的圆明园银库负责掌管。那么，如此巨额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有关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经费的主要来源。

第一，由内务府的广储司划拨而来。

广储司负责管理内务府银库，是专门掌管内廷经费的机构。内务府广储司拨付给圆明园银库银两并不经常，多是根据需要临时拨给，主要用于工程建造。最早的一次拨付是雍正三年（1725），该年二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大臣允禄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到圆明园需要钱粮的事情，雍正帝立马下旨：由广储司取银30万两。这笔银两的划拨，标志着圆明园大规模营建的开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二月，内务府大臣三和等就圆明园水法工程、同乐园大戏台工程的工料银问题请旨，乾隆帝谕令广储司向圆明园银库划拨20万两银。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广储司又划拨10万两银给圆明园银库，用于支付舍卫城等处工程经费。道光时期，清朝财政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各地应该解送到广储司的银两一直未到，致使广储司银库账面上只有5000余两银子，不敷支领。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广储司只得从皇家预备金——封贮银中支付5万两银子给圆明园银库。

第二，圆明园的经营所得。

圆明园的经营所得中有地租、房地租、荷租、苇租等，另外，还有将银两借给盐商收取的利息。乾隆十八年以前，圆明园内稻田由旗人承种，每年收获的稻米除留下种子外，其余全部交给内务府粮仓。乾隆中后期，民人也可以承种圆明园内稻田，如圆明园熙春园等处有261.5亩地，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开始招佃宛平县民人承种，每年向圆明园银库缴纳租银80两。静明园的12亩稻田、蔬菜、果品和昆明湖莲藕也一并变价，将其收入上缴圆明园银库。圆明园银库还征收圆明园一带的房地租，乾隆十六年以前，每年约有500余两银子流进银库。嘉庆年间，圆明园银库仍在征收房地租。

圆明园银库还把银两交给盐商，征收利息。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长芦盐政征瑞便奏请领借圆明园银库现存银20万两，贷给殷实盐商使用，按一分起息，每年底缴纳利息银2.4万两，遇闰加增。

有的年份米价上涨，圆明园内的工匠籴食艰难，朝廷就把安和桥丰益仓的余米赏给圆明园工程处。圆明园工程处再按照市价卖给工匠，将卖得的银两上缴圆明园银库。如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工程处卖出米价银20720.726两，按照皇帝旨意，全部交给圆明园银库。

在圆明园银库经营所得中，除去粜米所得的银两具有偶然性以外，地租、房地租、荷租、苇租和发商生息等具有稳定性。这些经营所得，一般用作圆明园维修和日常运行经费。

第三，山海关、淮关等税关上缴的盈余银。

清代内务府把持山海关、淮关等榷关，将税收盈余银作为内务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盈余银是相对于正项银而言，属于多征的部分税银。内务府控制的山海关、左翼关、右翼关、张家口和杀虎口等关税的盈余银主要上缴给圆明园银库。山海关关税是一种口岸税，征税范围包括奉天、直隶北部各边口岸和奉天沿海各海口，约40多个陆海口岸，税务监督往往由皇帝宠臣担任。乾隆年间，山海关关税中，每年有5万多两盈余银上缴圆明园银库。

淮关是清代设立在淮安的榷关，这里是黄河、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税源充足。淮关的盈余银一贯是“尽收尽解”，全部上缴。淮关每年从盈余银中提存办公银1万两，扣除固定的养廉银和饭食银共892.8两外，余下的9107.2两银全部上缴圆明园银库，自乾隆初年至咸丰九年（1859），此数额一直没有变化。除去解送余存办公银以外，嘉庆、道光年间，淮关大多数年份还同时解送5000两养廉银，并且成为惯例。

第四，两淮、长芦等盐政缴纳的盈余银。

在清代，两淮和长芦盐政均向圆明园解送了大量银两。仅扬州盐商就先后8次交纳盈余银给圆明园，每次数目均可观，如乾隆十二年交圆明园银八万两，次年，交圆明园银十万两。乾隆年间，长芦盐政每年向圆明园缴纳数量不等的盈余银，如乾隆三十一年，向圆明园上缴盈余银25250.1两，次年缴纳盈余银25759.2两。嘉庆年间，长芦盐政除向圆明园缴纳6400两-9000两的各项盈余银外，还有数额固定的养廉银。缴纳办法是每年解交当年的养廉银和上年的各项盈余银，数额一般在两万四五千两左右。道光年间，长芦盐政每年仍然解送上年养廉银17120两，还有盈余银七八千两，均交圆明园银库收贮，如道光五年（1825）正月，总管内务府奏长芦盐政解送道光四年养廉银17120两和道光三年盈余银7729.939两，共24849.939两给圆明园银库。

另外，各地盐商每年自愿向圆明园缴纳5000两-7000两不等的当规银，此为清朝陋规之一，并在嘉庆、道光和咸丰时期形成惯例。嘉庆和道光中期以前，山东盐商当规银上缴数额一般在4000两以上，在道光后期和咸丰年间，则减少到4000两以下，甚至1000余两。

前述榷关和盐政之所以乐意向圆明园银库缴纳银子，目的是博得皇帝的好感，然后借助皇权的威力，谋取自己的私利。

第五，罚金、没官和商人与官员捐献。

罚金是将有过失官员的养廉银和俸禄扣下不发；没官即把犯罪官员的家产全部“入官”。这些罚没银两先交给内务府，再由内务府奏请皇帝批准，转交圆明园银库。乾隆五年（1740），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家的总管安图，被抄没入官，在其宅内刨出白银200万两，官房内刨得白银102315两，其中的40132两，拨给圆明园。乾隆五十三年（1788），两淮盐政征瑞被罚6万两养廉银，上缴圆明园银库。

乾隆十二年到二十五年，乾隆皇帝建造了长春园西洋楼，仿照无锡寄畅园改建了廓然大公，耗费了大量银两，于是，盐商们纷纷捐银助工，如乾隆十二年六月，署理两淮盐政吉庆奏称，两淮盐商程可正等情愿捐银16万两，交圆明园处查收。乾隆二十年（1756），程可正又向圆明园捐银25万两。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两淮盐商黄源德等向圆明园银库捐银30万两。乾隆二十五年，黄源德等又将10万两银捐给圆明园银库。

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曾经发动官员捐献银两，但效果不佳。自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内务府奏请皇帝通饬在京王公大臣竭力捐输，备修复圆明园之用度以来，至十三年四月，捐献额度不足30万两。

可见，圆明园经费来源是多元的，并非由国库拨付，它有自己的经费筹措办法。其中榷关和盐政缴纳的盈余银、养廉银和办公银等是主要来源，其次是盐商的捐献和发商生息所得。大致而言，在嘉庆朝以前，圆明园的经费筹措渠道多、数额大，以后则越来越困难，这与清朝的财政状况日益严峻密切相关。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