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驻香港“八办”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抗战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2月,办事处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旅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700余人、国际友人近100人。
为根据地广纳人才
为吸收人才,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国统区招生。各地“八办”都非常注意做进步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并专门设立招生委员会,派专门人员具体负责。志愿到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去的青年,“八办”都为他们开具介绍信,由“八办”统一安排、派专人负责送往延安和根据地,还帮助他们解决沿途的食宿问题。南京“八办”针对许多进步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的问题,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方式,详细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武汉“八办”介绍赴延安的青年近千人,居各地“八办”前列,经武汉“八办”介绍、护送去延安和从延安派往武汉后又派往各地去的各类干部也有7000人以上;桂林和重庆“八办”也担负了护送爱国华侨华人、进步青年到延安的任务,每次运送军需物资,桂林“八办”都要设法输送一部分人员前往解放区;西安“八办”成为各地“八办”输送人员的中转站,仅1938年5月至8月,西安“八办”就接待、护送了2000余名进步青年前往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成千上万的各地青年子弟,不辞跋涉,不畏艰辛,齐向赤色都会的延安投奔,一批批的毕业,一批批的报到,荒凉的陕北,顿时变做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壮观景象。据记载,仅在1938年3月至5月期间,通过各地“八办”赴陕北的人数“每天平均为八百人,故陕北一带人口,一年来激增十余万人”。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客观上为我党我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来源: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