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当时的中华体育协会委托精武会在全国范围选拔一支国术表演队，赴奥运会表演。精武会经过精心挑选选出了9人，组建为国术队。其中，张文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武术九段之一。

奥运会期间，国术队在德国停留近两个月。除了在柏林之外，还应邀到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举行表演。其中，张文广与温敬铭的“空手夺枪”，刘玉华的“双刀”，金石生的“少摩剑”与“九节鞭”，寇运兴的“棍术”，郑怀贤的“飞叉”，傅淑云的“绵掌”，翟连元的“花拳”，令现场观众目不暇接、喝彩欢呼，以至于常常要谢幕十几次才能结束表演。

当地报纸盛赞中国武术具有“体育、攻防、艺术”三重价值，兼具“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坚韧的尚武精神，是“艺术中的精华，体育中的骄傲”。

归国途中，国术队还在印度孟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作了表演。中国武术得以进一步走向世界，享誉海内外。

值得一提的是，为积极迎战奥运会，精武会会员符保卢在集训中创造了4.15米的全国撑竿跳高纪录。这一纪录直到1956年才被打破。在柏林奥运会上，符保卢顺利晋级，成为中国代表团中唯一闯入决赛的运动员。

「体要其健，智要其博，德要其重」

精武会早期会员向恺然，是近代武侠小说奠基人。他对传统武术的弊端有深入研究，提炼出缺乏理论建构、师徒制多有弊病、门户之见的阻碍、资料匮乏等几个方面原因。可以说，这些意见是振聋发聩的。

在此基础上，精武会对传统武术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

一是推行传统武术教育的现代化。

武术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是编撰教材。精武会贯彻“南宗、北派并蓄兼收”以及“熔各派于一炉”的方针，精心编制了《精武基本十套》，即潭腿、功力拳、节拳、大战拳、套拳、接潭腿、单刀串枪、群羊棍、八卦刀、五虎枪，规定凡精武会员“必须熟悉此十种，方及他技”。

除了基本教材之外，以陈铁笙为代表的一批精武先贤还主编《精武杂志》（后改名《精武月刊》）、《学生杂志》的“技击丛刊”专栏，以及《精武丛报》《精武画报》《精武医说》等，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有了标准化的教材，接下来就是开办学校，用以推广精武体育事业。精武会先后开设中国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育会体育师范学校、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上海精武进修学校等。在培养方式上，由具有人身依附色彩的传统师徒制转变为现代的“教练—学员”制。

有了大批的合格师生，就奠定了向社会推广传播的基础。精武会先后派人到复旦公学、中华工业专门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松江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圣约翰大学、澄衷学校、岭南中学、爱国女校、培德学校、培本小学、崇德女校、吴淞水产学校、工商青年励志会及恒丰纱厂、德大纱厂等40多个学校、社团和工厂，传播强健体魄理念与方法。

上海市广东小学的学生们在上武术课

二是海纳百川，包容各门各派。

中国传统武术领域历来帮派林立，门户之见较深。精武会自建立之日起，便努力破除“因袭宗法，师徒秘传”陋习，容纳和吸取各种流派拳术精华，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精武武术系统。

精武会早期章程所列的精武拳术，包括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拳种将近300套，还有徒手、兵器及对练等。在师资阵容上，精武会“不拒众流”，三大流域的武术名家云集，如赵连和、张富猷、霍元卿、陈维贤、孙赞轩、罗光玉、霍东阁、陈子正、吴鉴泉等。

三是“三育”并重，塑造全人。

《精武会训》规定：“身体者载知之器官也。修德必先益智，所以明是非，辨善恶；求知必先强身，所以精思考，显技能。夫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故体要其健，智要其博，德要其重，三育俱备，方克有为。”

四是组织机制的现代化革新。

中国传统民间社团组织的个人色彩浓重，常常是“人亡政息”：一个核心人物去离，则整个社团受挫甚至消亡。为救此弊，精武会实行了现代董事会制度，以集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人的不足。

总之，精武会不仅是传统武术迈向现代体育的一个历史缩影，更是一座内争解放、外争独立的百年爱国文化宝藏。精武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迄今仍活跃于五大洲四大洋，友会数量多达80家。面向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精武会传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时代的力量。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刘新民，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副会长 薛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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