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设定了。不过它也没有消失，而是和佛教地狱组合在一起，混合成为世俗观念里的阴间。阴间的最终“成品”，可以参考清中期一本叫《玉历宝钞》的小册子，这在当时的庙会上可以免费领到。小册子里记载的阴间既有十殿阎罗，也有玉皇大帝的派驻官员，还有奈何桥、望乡台这类著名景点。至于儒家，则可以从世俗的地狱想象中拿到现成的好处，比如神道设教。其中的一个“考虑”是：可以讲没有神（王朝也是把神放在虚位上的），但不能说没有鬼，否则就没法解释祖宗有灵了。在民间推行孝道，很需要有一个因果轮回的阴间。这个不断“进化”的阴间，从本质到作用，都符合维系现世、安抚焦虑的需要。对于这种“不问来路，管用就行”的文化秩序，我们肯定不会感到陌生。上至帝王，下到老百姓，遇到麻烦，历来习惯把和尚道士、江湖术士统统找来，施法念经，看谁能真正解决问题。至于你信仰什么、主张什么，通常并不是那么要紧。在中国做事，不尊重这套秩序是不行的。可以说，阴间世界的胜利者，不是哪个信仰，而是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二、和亡灵有关的宗教体验志怪小说《聊斋》里的狐鬼大多出身于清前期山东一带，又经过蒲松龄的个人改造。中国的鬼故事和神话一样，很早就摆脱了神秘无序的状态，和人世保持步调一致，越来越自觉地担当起道德教化功能，也因此获得了存续的空间。编鬼故事的第一要务是先证明有鬼。说鬼事业的先驱、史学家干宝为这个理论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干宝生活的魏晋时代，有没有鬼是一个“真问题”。在士族文人相对自由的争论里，无神论的势力很大，干宝曾经也是无神论者。他后来信神信鬼，不知是不是因为挖出了一个姨娘？总之，他写成了志怪小说集《搜神记》。这本书的编写工作受到了皇帝的亲切关怀，御赐两百张纸。纸张在晋代是极其昂贵的，整个皇家仓库里也就三万张。干宝在这金贵的纸上写了一个故事。主角是当时的名人、竹林七贤阮咸的儿子阮瞻，他也主张无鬼论。阮瞻的口才很好，有一次来了一位客人找他清谈，最后说到鬼神，两个人辩论得很激烈。客人最后理屈词穷，脸上变了颜色，说：“鬼神是古今圣贤共同相信的，你为什么偏偏说没有？我就是鬼。”于是显露出奇异恐怖的形象，不一会儿就消失了。阮瞻的神色非常难看，一年多后病死了。电影《狐仙》剧照这个故事有点儿怪。事实胜于雄辩，鬼何以不一上来就显露痕迹，还要费事辩论一番？大概这是某个士族文人变的鬼。阮瞻自信他的无鬼论“足以辨正幽明”，意思是足够探究世界的本原。魏晋文人对本体论有很强的兴趣，喜欢追求智力和个性。这个鬼选择说服而不是恐吓，不知道是傲慢还是可敬。魏晋以后，佛教、道教开始兴起和扩张，鬼神文学有了强援和靠山。民间流传着大量鬼神帮助官员断案的故事，无鬼论似乎不再是个问题了。明末清初的考场有个仪式：考生入场的前一夜，试院要祭祀各路鬼神，不是为驱鬼，而是召唤与考生有恩怨的鬼魂到场。军卒们会摇着旗子为这些鬼魂引路，高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原因是考生一旦做了官，鬼怪就难以侵犯了。所以，与考生有冤仇的鬼要在考场里阻挠他中举。从现实来看，考场不避鬼神，也是聪明的策略。如果承认有鬼，为国取士要德才兼备，让鬼通过报恩或者报仇来干预考试结果，等于是完成了一轮道德审查。如果不信鬼，它也是个开脱的方法，考生不要抱怨考试不公平，没考好只能说明你“祖宗不积德”。可见这些鬼故事是来帮忙、帮闲的，而且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为什么？这就要从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宗教”说起。说没有的，大有人在。黑格尔有一套划分法，把宗教分成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叫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术。高一层次的是实用宗教，从政治需要出发，统治者引导民众信神鬼。最高层次是自由的宗教，或者叫启示的宗教，就是不掺杂物质或者政治考虑，专注于精神上的超越，哲学家称之为“作为宗教的宗教”。根据这个标准，中国传统社会就算有宗教，也至多属于第二层。社会学家杨庆堃主张：说中国的事情，不能直接挪用西方话语和标准。他的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就从社会功能角度重新解释了这件事。黑格尔的那套划分法，指向的是制度性宗教，也就是有独立组织、独立宗教生活，和社会有隔绝性的宗教。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宗教形式是分散性的，也叫弥散性宗教。它的主体不是哪家宗教，而是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混合起来，普遍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宗族秩序和政治网络的一部分。北京通州的三教庙，在这里儒释道三教和谐共存了400余年弥散性宗教的伦理观念有别于制度性宗教。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精英主张神道设教，鬼故事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他们自己几乎都是无神论者。杨庆堃认为未必如此。比如，写《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晓岚说自己也分不清写的鬼故事是真是假。能肯定的是，他是拥护故事里的鬼神观念的。在宗教意识方面，儒家精英和普通老百姓都身处弥散性宗教之中，并不存在本质区别。我以为，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没有在中国社会里发展出自己独立、隔绝的伦理体系。这在鬼故事里的表现就是：那些使用佛教、道教元素的故事，讲的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法则。按照一部笔记小说里的话，就是“佛和仙人，也都要从忠孝说起”。既然没有宗教力量可以威胁王朝政治，那这些混合性的鬼故事就可以讲事关司法、科举的政治问题，因为它们安全可控。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发现：当佛教、道教以制度性宗教的面目出现时，会染指政治权力，与王朝对抗；但把它们压制在弥散性宗教局面下，不允许它们发展自己独立的观念体系和宗教制度，它们就能为己所用。对于宗教力量有意识地管控，是从宋代开始的；到了清代，基本实现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从心所欲。杨庆堃有一种描述：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教和伦理处于两个领域。儒家学说通过宗教放大伦理和世俗制度的神圣性，而“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载体，只是一种惩罚力量”，这句话可以拿来给绝大部分古代鬼故事定性。当然，这类故事编来编去，难免乏味，因为鬼故事里最可贵的“未知的恐怖”被瓦解了。三、妖怪的来历在好莱坞的鬼片里，驱魔人的关键工作是找出魔鬼的名字。找到、叫出魔鬼的名字，就相当于具备了命令魔鬼的能力。民俗学者做神话研究，探寻神话传说最初的形态时，也要做类似的工作。神话传说最初的形态被称为“下层文化”，不是低级，而是藏得深，不见于文字记载。下层文化来自遥远的古代，保存得很稳定，能揭示一个民族的深层次特质。20世纪初，日本民俗学的创立者柳田国男投入很大的精力来探索日本的妖怪传说。这个工作量不小，日本的鬼神可是特别多。柳田国男小时候听过一个独目小僧，也就是只有一只眼的和尚的故事。他听的那个版本还挺可爱：一天夜里，下起了绵绵细雨，一个小和尚戴着斗笠独自走路。有人觉得他可怜，过去关照了一声。那小和尚一回头，脸正中竟然长着一只眼睛，还伸着细长的舌头。这人吓得大叫一声，扭头就跑。日本传说中的妖怪独目小僧柳田国男发现，这个独眼和尚的传说几乎遍布整个日本。在有的传说里，倒不是和尚，而是一个独眼、独腿的秃头妖怪。柳田国男在他如同破案的侦查中发现了一种不见于文字的日本原始信仰一一独目小僧的原型是上古时代一个已经被忘掉的神。神话通常有这样一个规律：古老信仰被抛弃，原来的神不只会被淡忘，还会沦为妖怪。西方传说里的妖魔，大多也来自灭亡文明里曾被信仰过的神。柳田国男分析，上古时期的日本有活人献祭的风俗。人们为了防备祭神的人牲逃走，就弄瞎他的一只眼，弄断他的一条腿，之后再把这个人当成神的替身，恭恭敬敬地供奉。这个人被弄残废以后，也相信自己被献祭后会成为神，开始尽职尽责地执行类似祭司的工作。在中国的鬼故事里，我尤其喜欢有关僵尸的故事，最早是在袁枚的《子不语》里读到的。僵尸的标准名字就一个字：僵。它不是鬼，鬼携带着死者的魂，也就是记忆和意识；而僵属于尸体变异，只有魄，所以被定义为怪。有一个说法是，人死后，魂魄要从尸体上消散，假如无意识的魄被留下了，就会因遇到外气感染而作怪。民间有个习俗，猫狗不能走近死尸，否则阴阳二气交感，会发生“诈尸”。我经历过一件事，在农村，老人昏迷了几天，退退不咽最后一口气，有人提议把家里的狗处理掉，理由就是这个。这些说法对古人的真实生活形成了很大冲击。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就认真地搞过僵尸分类。说句题外话。我们读《聊斋》时，会发现两种风格：一种篇幅比较长，细腻曲折，笔法来自唐代传奇小说，今天的名篇大多属于这一类；另一种篇幅相当短，笔法简练，故事也不怎么完整，这一类才是清代笔记的正宗。古代文人觉得写笔记该像魏晋人那样古朴简洁。比如纪晓岚就很不认可蒲松龄那些长篇的细腻写法，说这种写法太俗气、太不含蓄。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当年是代表正统的典范。文学史有个现象：后人并不一定知道当年的文学主流是什么，当时的人也常常猜不准谁会在未来流芳百世。纪晓岚总结僵尸有两大类，一类是刚死没有入殓，会起来扑人；另一类是被埋葬后长时间不腐烂的尸体，会在夜里出来作怪。这类僵尸里除了袭击人的，还有去找其他僵尸谈恋爱的，这就属于古人的恶趣味了。除此之外，《阅微草堂笔记》对僵还有更精细的分类：常见的是浑身长白毛的白毛僵，只能直立扑人。更厉害的是红毛、绿毛、黑毛的僵。再变异的话，僵会生出鸟的羽毛，四处飞行，称为飞僵。那就是传说中制造干旱的鬼了。这种鬼叫魃。魃飞到哪里，哪里就会颗粒无收。港片《僵尸先生》里的僵尸古人的生活是多么无聊，夜黑且长，需要这些离奇的故事装点。据学者栾保群研究，民间把僵尸和造成旱灾的魃联系到一起，是从明代开始的。这演变出了一种叫“打旱骨桩”的恶劣习气，盛行于黄河流域。每逢干旱，浪荡子和恶少就纠结起来，走乡串镇，扬言又有下葬的尸体变成了旱鬼，必须挖出来烧掉。这伙人拥有冠冕堂皇的“抗旱”理由，常常能纠集几千人。他们怀疑到谁家，就公然去挖谁家的坟，不找到他们心目中那个长毛的尸体就不罢休。带头者自然会借机敲诈勒索、挟私报复。跟随的人们也获得了刺激，看了不少热闹。明代有记载，地方官曾经上奏过朝廷，进行一番整治，充军流放了带头的几个人，结果是“其风稍戢”，即这种风气稍微有些收敛。我们读历史材料，要懂得官方语法，这么说，意思就是根本没有效果。官府不敢管，也不想管，只颁布了一项政策：如果挖出长毛的僵尸，必须先到官府申报，验明正身才能焚烧。这等于承认“打旱骨桩”合法，只要个自我安慰的事后备案。栾保群还发现，到了清代，志怪故事里的僵尸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棺材没有入土的时候。他的分析是：编故事的人想确立一个道德主题，就是警告那些亲人去世后退退不埋葬的人，尸体长期不入土会化作妖怪。结果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不入土的棺材一般都停放在寺庙里，僵尸要闹也是闹和尚。四、鬼话就是力量小时候，家人怕我四处乱跑，老拿“拍花子的”来吓我。上学以后，同学们补充了一个“加强版”说小孩儿被拐走以后，会被制作成怪物，或者变成大街上那些呆傻、残废的乞丐。算起来，这类传闻至少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我最早知道“采生折割”这个词，是看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清代大学者俞樾写的《右台仙馆笔记》，宋代人的笔记里对采生邪法的记载更加光怪陆离。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对婴儿或幼童尸体施加的邪法，禁锢住他们的魂魄，将他们附在物品上供自己差遣。至于婴儿尸体是从哪儿弄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这些孩子的魂魄附在某种植物的根上，这种根叫作樟柳神，可以为主人预言吉凶、通风报信。在有些故事里，樟柳神是柳木刻的小人儿，能唱能跳，看着挺可爱。《红楼梦》里王熙凤抱怨“这又是谁的耳报神这么快”，耳报神可能也属于这一类。今天的巫术爱好者称之为控灵术。《一眉道人》里的小僵尸明代、清代的刑律规定，凡是使用拍花术和采生折割的人，被抓住一律凌迟，全部财产赔付受害家庭；犯人家属知情的处斩，不知情的流放。这属于不轻于谋反的严厉刑罚，因为清代曾经有很多次因为采生折割传言而爆发的真实的社会动荡。有文人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京城里家家人心惶惶，都把孩子藏在屋里，连教书先生都失业了。在传统社会，人们几乎没有获取新闻的渠道，绝大多数人不识字，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在任何时候，得到事实都需要付出智力的劳动。传统社会的交流，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流言和故事。在中国民间社会的信息渠道里，口头文化占有支配性地位。这种传播有一个特点：人不会凭空发明新故事，而是习惯于讲相同的故事。其中那些不同的情节，往往是地域差异造成的。人群讲相同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承。谣言基于真实案例，原始的情节应该只是愚昧或者残忍，并不神秘；神秘部分是人们错误地观察归纳，以及“脑补”出来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历史研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的就是这类现象。那起乾隆时代的历史事件，起因很简单。在巫术里，头发、指甲、姓名和生辰八字，都可以用来诅咒，这叫接触巫术。我前些年看到农村建房时，还有人偷偷实施这种诅咒。不知道为什么，改用了扑克牌。孔飞力在这起历史事件中关注的是谣言在上层政治中的连锁反应。他认为，这说明大清帝国在走向衰败。这个结论很可能草率了，不见得可以用一个案例来作这么大的判断。叫魂是有上千年历史的谣言。据说历代皇帝的生辰八字都是最高机密，乾隆相信它并不奇怪。在这个案子里，清王朝进行了彻底的社会调查，官僚体制最后对谣言进行了清醒的判断和应对，反倒证明乾隆统治的帝国仍旧是个强大的国家，极权系统没有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