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道今年我们人口会到达峰值进入负增长以后，我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须用高预测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达到中预测方案的实际增长潜力。我的同事按照新的人口数做了一个估算，也恰恰证实了这一说法，就是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必须有足够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力度。

我更想强调的是，从一些国际经验来看，除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冲击还在于需求侧。比如说从东欧和波罗的海这些典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来看，他们从90年代开始人口就不怎么增长了，因此把它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较，多年来它的增长速度都是显著偏低的。另外最新的几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在人口变成负增长的时候，经济也都经历了负增长，这个冲击效果还是很强烈的。再比如说从日本的经验看，需求侧的因素也是人口负增长的新因素，这也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的。

第三，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看一看消费需求，这样可以回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问题。

消费受人口增长的影响是肯定的，因为人就是消费者，人口是消费的总和，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这叫“人口总量效应”。

老年人特别是中国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对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社会保障还不够充分，差距也比较大。同时，他们消费有后顾之忧：64岁的人要为70岁着想，70岁的人还想我80岁怎么办，80岁了还想90岁，并且不只为自己的未来着想，还要想儿子辈、孙子辈。所以他们的消费倾向也比较低，这是“年龄结构效应”。同时我前面说过，人口增长转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收入增长也会放慢，这个叫“增长效应”或者叫“收入效应”。因此可以看到，人口降下来了，我们的GDP也降下来了，那么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减慢了。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比如收入差距过大，我这里引用一个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测算出增加10%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会用于消费。那么，对于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消费倾向一定是比较高的，而非常富裕的群体增加了收入也没有更多的消费意愿，消费倾向较低。

结论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总体的消费格局，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我们今后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消费侧。而“共同富裕”、“国内大循环”，就意味着要把庞大的人口规模变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变成庞大的超级大市场。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我的理解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我们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基尼系数达到0.468这么高的水平，其中大约有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缩小了总体的收入差距。

此外，在供给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不足。国际上很多预测说中国未来增长速度不会太快，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可能达不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他们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不增长的，劳动力也是不增长的。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还占总劳动力23%的比重，为什么说这部分的劳动力是剩余的呢？因为从国际比较来看，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只占3%、4%。我国也接近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要逐步缩小上述差距，意味着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对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1个百分点就是800多万，20个百分点大家想想是多少。因此中国独特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在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也是推动了这个过程。从农村向城市进一步转移，意味着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意味着生产率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因此对于供给侧、需求侧，新型城镇化都可以带来红利，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需求侧。我们的新型城镇化率是65%，但是真正有城镇户口的人只有40%左右，两者之间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这18个百分点就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一些其他的进了城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那么，让这些群体得到城市户口、变成真正的市民，可以改变他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OECD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团队提出，新型城镇化劳动力转移有两步：第一步是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步可以带来接近30%的消费增长。进了城以后，如果他们得到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接近30%。因此我们两步走的城镇化本来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潜力，变成了一个新的扩大消费需求的源泉。两步走，相当于火箭第二次推动。

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也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用国际数据看一看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同时，越到比较高的城镇化阶段，两者之间关系也就越紧密。过去也有一个经济规律，叫做城镇化后期的支撑力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管这个规律成立不成立，只有农民工进了城以后得到城市户口，他的收入才能稳定地持续增长，他的社会保障、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他们的消费才能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镇化长期可持续。

最后我想说，有人说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提出经济增长的定量目标，其实这个定性目标也非常严格、非常高。报告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知道的。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就是说至少“十四五”远景规划定下的目标没有变。“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应该接近于23000美元的人均GDP。因此，迎接这个新的挑战，落实二十大的战略部署，第一要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要扩大消费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使实际需求能力适应经济增长，支撑潜在增长能力。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未来15年里保持14.7%～14.9%的年均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

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到2025年将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