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一个约定

如今，写着遗嘱的纸张已经发黄。

朱秀芳说，直到陈清秀离世，他已饱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她喜欢回忆丈夫年轻时的样子，陈清秀曾是邮电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聪明能干，性子平和，在单位获得了不少表彰，又一手搭建了她和两个女儿的小家。

他们的家里曾经摆满了鱼缸和花盆，养鱼和种花是两人的爱好，推开屋门，先是八个擦拭明亮的鱼缸，再往里走，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

相伴四十余年，连朱秀芳都很少见到丈夫大声说话的时刻，无论在哪，丈夫总是一副笑眯眯的和善模样。

平静的生活是在2007年被打破的，老年痴呆毫无征兆地找上了陈清秀。

那时他才刚刚退休十年，帮女儿照顾完外孙，还没来得及享受闲暇时光。先是记性越来越差，脾气也变得古怪，动不动就摔东西，再是需要人贴身照顾，直至最后躺在病床上完全失去意识，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也毫无知觉。

为了照顾丈夫，朱秀芳在网上查阅了许多医学论文，又买了厚厚的医学书籍，最后一点希望也幻灭了，所有资料都告诉她，老年痴呆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其中一本书籍介绍道：“科学家通过遗体解剖发现，许多老年痴呆病人大脑中有Abeta沉淀的粥样。”朱秀芳没看懂那些复杂的医学解释，但书中最后一段话却落进了她的心里，“遗体解剖可以帮助医学研究尚未攻克的疾病。”

一个念头逐渐萌生。她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一遍遍地琢磨，“人死后，到底是怎么解剖的？”“解剖完，真能研究出老年痴呆的病因吗？”那本书被她折上角放在床头快翻烂了。

她没法接受曾经一身清朗的丈夫如今连吃饭都会洒得满身污渍，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或许他捐了遗体，医生就能研究出人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了。”朱秀芳觉得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但“总得做点什么吧”。

她选在丈夫意识清楚的时刻，询问：“你想不想捐遗体，捐了的话，以后就不会有人像你一样，受这些苦了。”又说：“不用怕，我也和你一起捐。”

陈清秀似乎理解了她的用意，又似乎只是习惯性地答应她的要求，他静静地盯着她的眼睛，半晌，点了点头，语气轻快地说道：“可以啊。”

也是为了完成和丈夫的约定，朱秀芳才狠心拒绝了女儿们只捐眼角膜的请求。

离世前一年，陈清秀病情加剧，不得不住进医院，朱秀芳开始了在家和医院之间往返的生活。她不放心把丈夫交给护工，也不想麻烦女儿，坚持每天去给他喂饭、擦拭身体，又要照顾家中91岁的老母亲，和刚上初中的外孙。

腿脚也是在那时落下了病根，看着病床上的丈夫一天天失去意识，朱秀芳独自消化着所有情绪，签好的遗体捐献申请表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只能用“他走了，也算没有白白离开”的话，强撑着自己。

离别来得突然，那天夜里两点，陈清秀在睡梦中离开，朱秀芳通知女儿们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又叫来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的负责人付杰，等待他将遗体接走。

7月11日，吴荣坤正在和小区里的老人宣传遗体捐献活动。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接力开始了

也是从付杰处，朱秀芳才得知，自己所在的安徽省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还有几位老人也申请了遗体捐献。

故事是从2000年开始的。那时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吴朗因肺癌辗转医院，偶然听医生说起，医学院用于教学、实验的遗体紧缺，“要是有更多遗体，学生们肯定能学得更好。”

吴朗躺在病床上，把捐献的想法跟妻子说，跟儿女说，跟每一位来探望的老友说。

在遗体捐献概念还未普及的年代，家人们听了这事都又惊又怕，不懂老爷子在想什么，听他解释完，要把遗体送去解剖，更是纠结、难过。

但吴朗心意已决，他拜托老友周凤翼和吴荣坤帮他办妥这件事，怕家人舍不得，又多次强调，“这是我的遗愿，务必帮我完成，最后能做点贡献，这不是很好吗？”

为了完成老友的心愿，周凤翼和吴荣坤没少花心思，四处托人打听，到底哪里能接收遗体。2002年3月12日，吴朗离世，在他的坚持下，妻子马毅兴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将他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安徽医科大学。

接到吴朗的捐献时，31岁的付杰还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名解剖学教师，“早些时候没人敢宣传遗体捐献，大家一听这事儿，都觉得吓人，躲还来不及呢，所以当初吴朗想捐，也不知道找谁。”

付杰记得，那些年主动捐献遗体的人寥寥无几，从1960年开始的四十余年间，安徽省红十字会只收到了7例捐献。连续几年，学校的遗体标本入库量都是零，学生上课时，只能围着一位“大体老师”排队学习，而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往往在等待中就失去了生的希望。

为数不多的捐献中，还有因家属不同意，闹出风波的情况。付杰曾遇到一位胃癌晚期患者，本人捐献意愿强烈，但家属却不同意，揪着付杰的衣领不放。那些年，每次完成一场捐献，都像是一场战争。

让付杰没想到的是，吴朗去世四年后，他接到了吴荣坤的电话，他也决定捐献遗体。

吴朗走后，遗体捐献的荣誉证书被妻子马毅兴收在柜子里，层层包裹下，红色绒布的外壳已经被摩挲得褪色。吴荣坤说，吴朗去世后，老友们聚在一起，这件事成了绕不开的话题，聊得多了，吴朗的妻子和几位老友都有了将捐献的想法。

这不是一个悲壮的决定，吴荣坤只是怀着一个朴素心思，他记得吴朗曾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那代人可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活下来的，他都能捐，那我怕啥？”

出生于动荡年代的老人们都曾和死亡擦肩而过。吴荣坤还记得幼时经历的抗日战争，“防空警报一响，人都不知道能往哪躲。”而在朱秀芳的童年，“大饥荒的年代，多少人就在我眼前饿死了。”

直面过生命的易逝，老人们反而更理解延续生命的意义。

2006年，张宝林、吴荣坤、马毅兴先后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但大家都怕邻里忌讳，谁也没敢对外声张。

直到朱秀芳和丈夫捐献遗体的事情传开后，小区里的几位老人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他们鼓励朱秀芳，“这是个好事。”

7月11日，一场遗体捐献宣传活动中，一位老人特意赶来签署捐献协议。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我走了，是为医学做贡献去了”

从家走到菜市场的路上，朱秀芳笑呵呵地跟每一个过路人打招呼，小区里的住户大多是当年邮电系统的退休人员，邻里们相识多年。朱秀芳知道，她捐遗体的事情还在被大家谈论着。

几位签署了捐献协议的老人们商量着，还是要让大家了解，捐遗体不是伤风败俗，而是真的对医学有帮助。

宣传是从身边的老同事开始的，“哎，你听说过遗体捐献吗？可以捐遗体，还可以只捐器官，一个人的眼角膜可以救三、四个盲人呢。”

几位老人和邻里闲聊，说着说着就把话头扯到了遗体捐献上，话题就这么在小区里传开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朱秀芳还觉得好笑，“搞得我们几个跟传销一样。”

光是在小区里传播还不够，吴荣坤联系了周边社区，希望他们也举办遗体捐献宣传活动。社区管理员一脸惊讶，“这还能宣传？”对方想了半天，最后撂下一句，“这种事情大家没法接受，你们想办活动，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将吴荣坤搪塞了过去。

“没法接受”是大多数人听到遗体捐献的第一反应。有人见到吴荣坤，还没等他说话，就揶揄道：“人还活着呢，老说遗体干吗。”

也有人被他们的话打动了，回家跟儿女商量，却被“训”了一顿。“有些孩子都找来了，跟我们说，叔叔阿姨你们捐遗体是很伟大，但能不能别跟我爸妈说这事，我们家没有那么进步的思想。”

还有人将他们的话记在了心里，经过一番宣传，小区里陆续有四位老人申请了捐献。2015年，安徽省红十字会在邮电新村小区成立爱心社，老人们成了志愿者，更是把宣传遗体捐献当成了晚年的事业，他们举着小红旗和爱心社的牌子，走到周边景区，向路人普及捐献知识。

“人家听说我们是宣传捐遗体的，都说佩服佩服，然后扭头就跑。要么就说人死了，魂还在，怎么能让人动刀。”

每次听到路人的说法，朱秀芳只是不在意地笑笑，她从未怀疑自己的决定，她坚信自己和丈夫的捐献是有用的，“活着能做事，死了能做贡献才是好样的。”

外界的不解让老人们更加明白，打破旧观念，普及遗体捐献知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人不懂这是件好事，不普及捐献知识，就不会有人理解我们。”

七年间，经过老人们不断地宣传、科普，小区里又有二十位老人将遗体捐献的“接力棒”传了下去。其中有8对夫妻，年纪最大的已经93岁。

人们捐献的初衷各不相同，苗贝是小区里第14位捐献者，确诊肠癌后，在医院治疗期间的几度生死徘徊，让她和朱秀芳有了相同的想法，“捐出去吧，让医生研究研究这个病，以后的人就少遭点罪。”

余国琴是小区里的第31位捐献者，儿时的一场意外使她腿上落下了残疾，她总是遗憾，“就因为这条腿，这辈子也没什么成就”，决定捐献那天，她才感觉，自己和正常人也没什么两样，“或许我还更伟大一点呢。”

对老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签完捐献申请后，余国琴总在家里和老伴说，“将来我走了，是为医学做贡献去了，等你走了，骨灰就孤零零地埋在地下吧。”

自豪感逐渐驱散了对死亡的恐惧，“老伴刚开始也怕诶，一想到死了以后还要摘器官，都吓得睡不着觉，我一提起这事，他眼睛都紧闭着。可我在家每天说，听得多了，心里那关也就过去了。”几个月后，老伴也紧随着余国琴，成了小区里第32位捐献者。

不久前，老人们相约捐献遗体的故事传到网上，成了新闻。媒体们蜂拥而至，朱秀芳对着镜头，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她和丈夫的故事。

回忆又被勾起来了，采访结束，独自回到家中，推开屋门，面前还是那个擦拭干净的鱼缸，丈夫离开后，家里没人再养过鱼，鱼缸里空荡荡地摆着一排珊瑚石。

她忍不住翻出陈清秀的照片，看了又看。她不确定女儿是否真的原谅了她的决定，也没有去问丈夫的遗体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器官和眼角膜又救了几个人，“捐了就捐了，不要问那么多，给人添麻烦。”

但“这个世界上总归有人因为他，继续活着吧”。

（文中陈颖、陈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