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属滨海之地。他以平生闻见为基础，撰著了此书。陈伦炯的家族颇具商人色彩，而且其本人曾于1710年（清康熙四十九年，日本宝永七年）亲自到过日本，因此，他笔下的《东洋记》颇为真实可靠。《海国闻见录》于1730年以后出版，其中的《东洋记》在大约4年之后即传到日本（此即魏允烺的《日本记》）。

在《东洋记》传入日本之后30年，出现了杭州徽商汪鹏的《袖海编》，该文记载的是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年）他在长崎唐馆的观感，较此前的记录都更为全面，兹将全文内容列表概述：

以上是根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袖海编》的自然分段列表显示。从中可见，汪鹏有着强烈的中华自我中心意识，他在评价日本人大批购买中国汉籍时指出：“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然多不解译读，如商彝汉鼎，徒知矜尚而无适用也。”对于日本人的文化水准，他这样说道：“国无制举，故不尚文，间有一二束脩自爱者，亦颇能读圣贤，博通经史，学中华所为韵语古作之类，如和泉王家者，颇知宝贵宋元人妙翰，每向客求得其一二件，珍如珙璧。又有松延年、林海卿、柳德夫皆渊雅绝俗，外此如兰京先生集，暨僧昨非集，皆裒然成帙，所为诗颇仿唐音，无宋元浇薄气。又平子行号三思，善行草书，殊近香光一路。”这段文字颇为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假设状摹的对象是在中国境内，那么，汪鹏看待日本的方式，其实与中原人看边疆少数民族（如土司）地区并无多大的差别——以对汉字的接受程度以及汉文修养的高低，来判断一个民族文明的高下，这自然是充满了汉文化的优越感。这与《皇清职贡图》将境外各国与国内少数民族并列的做法，如出一辙。

当然，此种文化优越感，可能并非杭州徽商汪鹏个人的想法。康熙年间扬州人石成金所著的《传家宝全集》中有《快乐原》一卷，其中提及的“一生快乐”，第一条便是“乐生中华国”。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虽非“严寒酷暑之乡”，亦不至于“草衣木食，野居穴处”，但毕竟是“远于王化，不齿人伦”，如汪鹏所说“五伦中惟君臣主仆之义最严，其他则蔑如也”，当然无法与“文物衣冠”的中华国相提并论。

2.日本人眼中的“鞑国”及其内涵转变

江户时代，日本人作有一首《和汉年代歌》，⑤ 比较了中日历史的发展进程，其末曰：

（汉）大明太祖朱为姓，故君宽仁起布衣，定鼎南京龙序地。成祖北京开帝闱，三百年间文物盛，能学唐诗修古辞。

（和）甚矣应仁天正乱，中原逐鹿竞相驰，将军十五世尸职，二百卅年黔首悲。四海一归丰太阁，远伐朝鲜大出师，猛威三十有余岁，浪华城郭独空遗。君不见霸业竟成天授位，开原一战太平基。又不见元和元年偃革后，四方风定不鸣枝。二百年来名故所，康衢击壤乐熙熙，邻国望风聘东武，远夷向化凑长崎。

（汉）何意明亡还左衽，鞑国流风鼠辨姿。

（和）看我东方君子国，人皇百鼎无移，二千四百四十岁，日月高悬无尽期。

该诗凡162句，共11韵，题作“常北逸民松江卢玄淳撰”，文中充满了大和民族的自豪。另有一首《汉土历代歌》，曰：“三皇五帝及三王，秦汉蜀晋宋齐梁，陈隋唐季宋元明，只今鞑靼号为清。”⑥

“鞑靼”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总称，所指非一，但其作为对野蛮人的贬称，却是始终如一的。⑦ 在清初，“鞑靼”是日本人对清朝的习惯性称呼，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十日，朝鲜国王曾向清朝通报“倭情”，就有一份《报岛倭书契误称鞑靼字咨》，根据朝鲜人与日本人的交涉，日本人回答说：“明朝则或云江南，朝鲜则或云高丽，清朝则或云鞑靼，此乃俺国通称之语，实非有意于其间。”⑧

不过，日本人对于清朝的称呼，随着盛清时代的来临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朝鲜人李德懋有一篇《日本尊周》的文章指出：

……《和汉三才图会》（日本良安尚顺撰）曰：大清皇帝鞑靼人（案：鞑靼蒙古也，日本人不能辨），构城于北京，称清皇帝，僭年号改顺治，剃南京民鬓发，为鞑靼风俗。永历十五年，清帝薨，太子即位，统天下，今号康熙。（案：日本人始许康熙统一）⑨

此处提及的两点颇值得注意：一是日本人分不清“鞑靼”与“满洲”的区别；二是到了康熙时代，日本人才真正认同清王朝的统治。

序于1714年（日本正德四年，康熙五十三年）的《肆拾贰国人物图说》（长崎人西川如见著），颇类似于中国的《皇清职贡图》，其中首列“大明”、“大清”、“鞑靼”图。“大明”图中的男子手上拿着一个折扇，女子则手持团扇。而“大清”图中的男子，右手亦持一折扇，旁边的童子则手捧一函线装书，此一画面极具文化意涵。此时的清人，已是从容优雅，颇具文化素养。⑩ 下一幅的“鞑靼”，则仍是弯弓射大雕的形象。将“大清”与“鞑靼”列为二国，说明“清人”与“鞑子”已大有区别，(11) 显示出18世纪的日本人，对于清朝的总体印象已与17世纪中叶的清初大不相同。

这一时期，日本不仅通过长崎的商人，而且还通过萨摩和对马，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琉球和朝鲜人那里，感受盛清时代中国的繁荣昌盛。1721年（享保六年，清康熙六十年）九月，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令室鸠巢、荻生徂徕等翻译从琉球而来的《六谕衍义》，此一举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六谕》原是明初朱元璋为教化民众所作的教训，及至清初，顺治加以普及，康熙皇帝为此作《圣论》。此时，江户幕府下令作和译的《六谕衍义大意》，并于1722年刊行，作为寺子屋（这是平民子弟的初等学校）的教科书使用。尽管荻生徂徕认为“胡清虽非正统，亦奉三代之道”，但从理念上，日本人不得不接受了满族统治者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当时的清朝除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之外，精神文化方面也颇有值得效仿之处。

收录在《视听草》中的《乾隆帝江南苏州府游幸街道图》，(12) 由来舶长崎的清人带来，并与在长崎的商人（如鸳湖程荣春、福唐邓元禄）共同回忆而最终形成。此图的出现与传播，让日本人直接感受到盛清时代的朝廷礼仪以及江南商业的繁盛。该图前有宽政八年（1796年）三月近藤守重的序，此人参与了《清俗纪闻》的编纂。

宽政十一年（1799年，清嘉庆四年）《清俗纪闻》由东都书林堂出版。主持调查及出版者是曾为长崎奉行的中川忠英，他派近藤守重等人四出询问来舶长崎的清商“其国之俗习”，随笔记录，并令石崎融思、安田素教在清商的确认下，详细绘制了各种图像。《清俗纪闻》卷首有几个序文，其中宽政十一年幕府大学头林衡（号述斋，1768～1841）所撰之序指出：当时“先王礼文冠裳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之土风俗尚置之不问可也。而子信之有斯撰，自有不得已者也”。考虑到林衡的身份，这样的言论自然并不令人诧异。但应当看到，及至18世纪末期，日本方面不少人的态度已有了微妙的变化。同是《清俗纪闻》，继林衡之后的第二篇序文（黑泽惟直撰）就指出：“今斯编所载清国风俗，以夏变于夷者十居二三，则似不足以贵重。然三代圣王之流风余泽延及于汉唐宋明者，亦未可谓荡然扫地也。又清商之来琼浦者，多系三吴之人，则其所说，亦多系三吴之风俗，及六朝以来故家遗俗确守不变者，就斯编亦可见其仿佛也。”这里谈到清帝国的风俗虽然有一些属于辫发腥膻之俗，但仍然有不少自三代以来延及汉唐宋明的华夏遗俗。而且，此段文字还特别从长崎贸易中地域商人的角度，谈及三吴一带仍系六朝遗风，中土风俗未尝完全以夏变夷，仍有可取之处。此外，《清俗纪闻》序三，亦引清客所言曰：

臣等小人，生长闽浙，其所能诵特闽浙之俗耳，名物象数亦唯闽浙矣。若夫清之广莫，方不同俗，俗不同物，恶能其他之及哉。北京、盛京之间民俗名物，其为满也纯矣。西南方或大满而小汉矣。其小满而大汉可以观唐宋遗风者，独有闽浙而已……

因来舶长崎的清人，以江南闽浙一带居多，故他们强调南方的风俗仍然是“小满而大汉”，也就是说，尽管是在满族统治之下，但南方的风俗并没有受到夷人的多少影响，仍然是汉人风俗的正宗。

宽政己未（1799年）冬十月中川忠英在《清俗纪闻》跋中列入“与此役者姓名”，除了日本的大、小通事，画工外，还有中国的商人：

清国苏州 孟思焘，蒋恒，顾镇

湖州 费肇阳

杭州 王恩溥，周恒祥

嘉兴 任瑞

其中的费肇阳（晴湖），也就是雍正年间在长崎抄录《崎阳赋》者。

此一时期的日本，已将作为“蛮夷”的统治者，与地理上的“中华”区别看待。到18世纪，以“唐土”为名的著作颇为流行，对于清帝国的观感亦在发生悄然变化。明和六年（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唐土行程记》在日本出版。此书系明代朝鲜人崔溥《漂海录》之日文译本，该书总目录的前两条是：“朝鲜国起本”和“朝鲜奉唐土正朔”。虽然翻译者清田君和在《唐土行程记》卷首附言第六条中指出：“职原抄中在玄蕃寮，可见吾国古来亦称唐土为蕃戎。因何今人亦自鄙吾国为倭俗，尊称彼之曾称蕃戎之国为中华、中夏，可谓违背吾国法令之甚。”但在现在出版的《唐土行程记》中，还是加入了原《漂海录》所没有的附图，如海鳅图、西湖图、扬子江图、黄河图、无支祈图、孔林图、阙里形胜、北京和点苍山，这些，都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于中国名胜古迹的向往。“孔林图”中，轩辕寿陵、鲁公墓、周公庙、曲阜、孔庙、尼山、泰山、孟庙、孟子墓等一一标明，“阙里形胜”中亦有诸多著名的景点（如孔林等），这些似乎都暗示着尽管清朝入主中原，但唐土名胜与三代之道宛然俱在。虽然此时一些日本人不再尊称“中华”、“中夏”（当然，此类称呼仍时有所见，因人而异），但也不再以贬义的“鞑靼”相称，而是使用相对比较中性的“唐土”一词（如《唐土门簿》、《唐土名胜图会》、《唐土训蒙图汇》和《唐土俗谣》等）。

这里要特别提及19世纪初出版的《唐土名胜图会》，该书虽然出版于19世纪初，但书中明确注明是“故蒹葭堂木世肃先生遗意”。木世肃为江户时代著名的巨商大贾，朝鲜燕行使者李德懋曾指出：“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书画、书籍、药材辐辏于长崎，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肃藏秘书三万卷，且多交中国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国之可比也。”(13) 木世肃卒于1802年，因此，此书反映出的思想倾向仍可算在18世纪，书中《唐土皇舆图解说》一段话耐人寻味：

如今的清，就是东北蒙古、满洲的夷。但以讨伐明朝神宗、熹宗的不道，并消灭闯贼而称义，抚万民，遂继中国的正统，奠定万代的基础。(14)

翻阅《唐土名胜图会》，一个强烈的印象便是，除了清朝特殊的衣冠服饰外，先王的礼仪俱在，这是一个继承了中国传统典章制度的王朝。

3.朝鲜燕行使者对清代中国风俗的连续记录

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朝在两度征讨朝鲜之后，正式将后者列为自己的属国。此后，朝鲜对清朝恪行“事大”之礼，与此同时，仍与日本维持着“交邻”的关系。三国之间的来往频繁，由此形成的敕谕贡表等颇为浩繁。有鉴于此，朝鲜正祖八年（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礼曹判书郑昌顺等人开始编纂《同文汇考》，并于正祖十一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完成。《同文汇考》收录有使行录、事大文书式、诏敕录、迎敕仪节等，并将使臣别单、闻见录、译官手本等资料收录为补编。使臣别单（含书状官闻见事件、译官手本等）约有370种之多，系朝鲜赴清使臣归国后，将使行中的所见所闻记录而成，其内容主要是反映其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现状。其中，有不少是有关风俗方面的描述。这些资料与《燕行录》可以相互参证（当然，有的就是《燕行录》的组成部分）。

在有关中国风俗的记载方面，自以燕行文献最为重要。康熙中叶以后，朝鲜的皇亲国戚及文人学士，或假名正官，或以闲员借机至中国游览交际，不少人将其见闻及交际情形详细记录，遂留下卷帙浩繁的《燕行录》（或《燕行记》）。其中，就有诸多生动有趣的中国风俗史料。笔者曾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将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燕行录》中的风俗记录列表显示，从中可见，比较系统的风俗记录始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吴道一（1645～1703）之《西坡集》卷26《杂识》。另外，朝鲜学者以偏裨名义随使入华观光第一人为进士金昌业（号稼斋），他于康熙五十一年随兄冬至正使金昌集入燕，著《稼斋燕行录》，通称“稼记”。《稼斋燕行录》中有《山川风俗总录》，虽然比较简单，但对于清俗的记载已较平实。(15)

朝鲜英祖四十一年（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北学派之先驱洪大容的叔父洪檍作为冬至兼谢恩使书状官赴燕时，他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行。《湛轩书外集》中有《燕记》：

洪大容熟读过《稼斋燕行录》，他以亲身见闻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清帝国，肯定了清朝的百年之盛以及满族入主中原的正当性，树立了全新的对清观，从而为其后的北学派奠定了实践基础。(16)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朝鲜正祖二年），李德懋与朴齐家偕使臣入燕。四月十九日，使团一行入旧辽东城，但见“左右市肆栉比鳞次，恍惚玲珑，无物不有，老少森立，拱手而观，人皆秀俊，直亘五里”，李德懋“回想汉阳云从街市，目瞠口噤，茫然自失”。使团中的舌官（翻译）说：“若见盛京、山海关、通州、皇城诸处繁华壮丽，愈往愈胜，见此一边县而倾倒乃尔耶？”的确，随着使团的逐渐西行，北中国城镇景观展现出愈益繁盛的图景。中国的富庶繁华，给朝鲜人以极大的震撼，(17) 也促使他们对盛清时代予以重新定位。朴齐家后著有《北学议》一书。

《北学议》对于18世纪的清朝风俗及物质文化，有着多方面的记录和分析。其中的《北学辨》一文指出：

夫载籍极博，理义无穷，故不读中国之书者，自画也，谓天下尽胡也者，诬人也。中国固有陆王之学，而朱子之嫡传自在也。……余自燕还，国之人士踵门而请曰：愿闻其俗。余作而曰：子不见夫中国之缎锦者乎，花鸟龙文，闪烁如生，咫尺之间舒惨异态，见之者不识织之至于斯也，其与我国之绵布经纬而已者，何如也。物莫不然，其语文字，其屋金碧，其行也车，其臭也香，其都邑、城郭、笙歌之繁华，虹桥绿树殷殷訇訇之去来，宛如图画，其妇人皆古髻长衣，望之亭亭，不似今之短衣广裳，犹袭蒙古也。皆茫然不信，失所望而去，以为右袒于胡也。(18)

对于朴齐家《北学议》等的重要意义，日本学者藤塚邻曾指出：“北学之名，见《孟子》楚之陈良北学于中国，盖以此取义，朴齐家敬慕华夏之热烈，其心情亦可想见。《北学议》分器具、建筑、动物、商业、经济、兵事、文化各门，多所论究，眼光犀利，判断明敏，有快刀斩乱麻之概。其《通江南浙江商舶议》颇具经世之卓见。《尊周论》为侮蔑清廷，不解清廷文化者当头棒喝。”(19)

此后，燕行使者对于清俗的记录大多更为正面。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洪良浩（1724～1802）《皇都即事》云：

羽畎珠崖入版图，山河万里抚庭衢，燕中自古兴王地，天下于今拱帝都，节制八旗恢远略，铺张四库盛文儒。（诗注：时皇帝大聚天下书，分经、史、子、集，名为四库全书，合数万卷，募士民有文笔者，给禄缮写，故云。）升平五纪超前代，只是衣裳异典谟。(20)

至此，从“皇都”、“皇帝”、“帝都”的行文措辞，对《四库全书》的描摹，以及“升平五纪超前代”的赞叹来看，此时的中国，只有衣裳与前代有异，其他的一切都已让朝鲜人心悦诚服。

如何解释此一变化？洪良浩归程途经盛京，他写道：

白头山下射雕归，黄草岭前万马肥。大漠飞腾龙虎气，雄城睥睨帝王畿。云生黑水成丰沛，天送长星入紫微。席卷八荒高一榻，福陵梓树已成围。(21)

这首题作《盛京》的诗歌，于“大漠飞腾龙虎气”之下注曰：“明末东北方常有气如火，盖是清人将兴之兆，故云。”在传统时代，人们对气运盛衰的描摹，往往关乎天命之移转。凡是涉及于此者，往往是对既有事实的认定，尽管其中颇多“形势比人强”的无奈，但由此亦可见朝鲜燕行使者已从心底认为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22)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洪良浩再度来华，其《入境三日记所见所闻（二首）》曰：

百年休养验升平，万国梯航拱上京。交广名香来栅市，天津垂柳接边城。牛羊满谷行成队，鸡犬归栖宿不惊。觇国由来先视野，里闾无闻索租声。

万里车书厂四封，穷瀛绝漠尽朝宗。耕夫不见牛穿鼻，月令新颁尘出茸。王会职方犹未悉，兽蹄鸟舌亦相逢。琉球近日浮青海，贡使新添九译重。(23)

《途中望见抚宁、昌黎诸山文明之气，真是中华世界，诗以赋之》：

包山络野壮藩垣，天限华夷此一门。海内无如冀州大，域中方识帝乡尊。文峰日映昌黎县，岱岳云深阙里村。风气由来随地变，长城内外异寒暄。(24)

《白沙河驿路傍多大树漫吟》：

百年中国报升平，生老乡庐不见兵。路畔树多连□寿，里中人少弊衣行。始知汉法元从简，方信天心在好生。天下本来无个事，至今君子恨熙宁。(25)

《远游记怀》：

中华自是大门闾，海外偏区等阖庐。少日曾怀四方志，远游胜读十年书。东方三月文犹足，屈子九州览有余。赤县山河今再涉，须看元气尚扶舆。(26)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贺清高宗八旬寿诞，徐浩修（1736～1799）以副使身份历热河、北京，他曾感叹：“今边尘不警，车书同化，冠盖相望，坦途无梗，真太平世界也！”(27)

及至嘉庆六年（1801年），李基宪的《燕行纪异》(28) 对于北中国的状摹，完全是非常平实的实态描述，与清初纪燕行风俗的诗歌大相径庭，(29) 这当然反映了朝鲜人心态的调整和变化。

总体而言，从17世纪中叶的明清鼎革至18世纪的盛清时代，朝鲜燕行使者对中国的描述之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

一是对沿途自然及人文景观观感的变化。朝鲜正祖十五年（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朝鲜燕行使者金士龙在出使中国的沿途，饱览辽蓟燕京的山川胜景，将沿途的名胜分为“壮观”、“奇观”和“古迹”三类：(30)

嘉庆三年（1798年），徐有闻《戊午燕录》中亦列有“沿路壮观”：

凤城之奇玩，望海亭之高爽（在山海关），医巫闾之大观，长城之铁瓮，鹤野之广阔，采薇祠之清绝，蓟州野之虚海，潞河之帆樯（通州江），天坛之环玮，城楼之宏杰，宫庙之尊严，市廛之繁华，皇都之巨丽，士马之精强，省署之弘敞，镇堡之排布，寺观之奇绝，北镇之佳气，金台之古迹，西山之胜景。(31)

无论是将沿途景观分成“壮观”、“奇观”、“古迹”，还是只将之单独列为“沿途壮观”，其实都反映出朝鲜人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虽然是满族人入主中原，但中国的山川自然景观依旧，并没有因为清朝的统治而改观。这一点同19世纪初日本人的《唐土名胜图会》之出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从风俗记录来看，朝鲜人先是胡汉完全不分，将北中国一概视作夷狄之地，接着是在风俗状摹中，逐渐将胡汉分别叙述，到最后则是对“先王遗风余俗”的平实记录。朝鲜“广明居士”的《雪岫外史》卷1中有一段对话，极为生动：

余五入中原，犹有眷眷不忘之意，人以此多讥之。

或问之曰：子之慕中国亦已甚矣，未知所益何事，愿闻其说。

余曰：一则先王之遗风余俗也。二则山川之胜，宫阙之壮也。三则人物之好，文章之盛也。四则书画古器金石珍异之物，其余可则可效可爱可乐可嗜可玩，难以尽记。平生之愿，梦寐长往，吾何能忘也！

或抵掌大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也，神州陆沈［沉］，犬戎充斥，已至数百年之久，礼义尽亡，彝伦倒坠，于何以见先王之遗风余俗也？若夫山川之胜，宫阙之壮，百经风尘，荡成戎马之场，穹庐之所居，佃猎之所驰，腥臊之秽，昏罩遗墟，古之幽、冀之州，尽为朔漠之地。人物则王、谢氏族化为夷狄，语音侏 ，衣冠殊制，绒帽蹄袖，唯以弓力为事，驰射为业，安有文章之可观？诗道之可论？至于书画金石，既无文人爱惜，飘荡殆尽，不过为厨婢槽件覆酱糊笼之资，而鼎彝敦卣视同村缶，埋没市廛，更谁有宣和清秘之藏护哉？

余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之满人之来处中国也，异于君之所闻，吾当以喻言之：古之有一大家，哲妇贤夫，屡世相承，治家井井有法度，后孙虽已陵替，先德所及，守其旧规。一朝大盗骤至，主人弃家逃去，适有远方之人勇力绝伦，大呼挥剑，逐其大盗，因率其妻子来处其家，见其堂宇高大，轩墀华敞，至于房闼之内，器皿尊俎，位置齐整，又见婢仆辈事主旧规，迭然有序。其人自度，吾初居远方，乡曲蒙昧，未知治家之有法，此可以为效，因其旧贯，大小凡例，一不变更，只遵旧主人之约，但束衣服，则此是故土所制，如若艳慕旧主，卒然改易，或恐他日事变一出，旧主乃返，吾当还归故土，大袖长裾，已失本色，且妨于事为，而无异于章甫之适越，亦不可易也。胁命婢仆脱其旧衣，易以新制，婢仆恸于威令，姑为从命，而有时涕泣冤呼，每思旧主，全是衣服之异旧也。由是观之，满人之于中国，不敢弛张损益于其间，有若行客暂寓逆旅，常有 马听鸡、束装将发之意。是故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汉唐宋明礼乐刑政律，度量衡，车马器用，宫室城郭，山川谣俗，人物文章，市朝繁华，书画金石，以至士农工商利用厚生之道，百世传授，至今犹有存者，欲求先王之法，舍中国而其谁与也？(32)

这一以广屋大厦主人、家法之变迁递嬗，来形容明清鼎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比喻真是巧妙！这位“广明居士”曾五度前往中国，他以一则寓言比喻当时中国的现状。文中的“或”，代表了一些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人的想法，后者有着极为强烈的华夷想象。而洪大容、朴齐家、柳得恭等人则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明清鼎革，虽然天崩地坼、神州陆沉，但先王之法犹有存焉，在满洲人的统治下，北中国并没有完全向夷狄方向退化，美丽山川亦未全然变作腥羶之邦。这一点，与日本《清俗纪闻》序中所反映出来的倾向颇为类似。

4.朝鲜通信使与朝鲜的《和国志》、《蜻蛉国志》

18世纪后期编纂而成的《同文汇考》卷78《倭情》记载：“自洪武初，日本与我国修好，我国间或遣使，而每其国使至，则依例接待而已。万历壬辰以后，更为通和。自是羁縻不绝。若值关白新立或生子之时，来请信使，则辄许差遣，时具咨礼，至今遵以为例。”(33) 朝鲜的通信使在日期间，与日本人有着比较广泛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而对日本社会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了解。1764年（朝鲜英祖四十年，乾隆二十九年，日本宝历十四年、明和元年）随同正使出访的书记元重举，后来著有《和国志》，集中反映了朝鲜人对日本的了解。

李德懋亦作有《蜻蛉国志》，其中有对日本风俗、器服、物产的详细观察。(34) 在燕行文献中，也偶尔可见对日、朝、中三国风俗之比较。(35) 无论是日朝两国比较，还是中朝日三国的比较，中国风俗文化总是不可或缺的共同背景。

二、异国风俗与本国社会

此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宽永通宝的流入。宽永通宝又称宽永钱，江户时代由宽永至幕末铸造的铜、铁、黄铜货币之总称，因始铸于宽永年间（1624～1643年）而得名。(36) 宽永通宝在清代乾隆年间曾大批流入中国，乾隆十七年（1752年）七月，禁止使用日本宽永钱，并严禁商船携带进口。除此之外，清代东南地区如苏州等地，市面上的东洋货颇为流行。(37) 但这些都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清朝社会的稳定。相比之下，中国风俗文化对于日、朝两国则有较大的影响。

1.模仿西土

日本学者藤塚邻曾指出：“当乾隆时代朝鲜诸李朝学者入燕，见其文化之伟大，均相惊讶，而于朝鲜之学术，渐觉短浅，遂各自发奋改变旧习，努力新学之输入，而尊慕当时之鸿儒硕学多与往还，以图知识之吸收，又购置大批书籍，以启发国人之智识，其影响所及，遂使乾隆学界受一种刺激，以致新学兴起，奎运日相。其尤可特笔者，伏处本国未出国门一步之学者，均已看破旧学之弊窦，而于实事求是之朴学，愿奋志研究者不少。”(38)

除了学术文化之外，中国的风俗亦对朝鲜有重要的影响。嘉庆六年（1801年），柳得恭于三月初三日随谢恩使一行渡鸭绿江，四月初一日入燕京，五月初三日还，在通州过端午节。他所作的《通州》诗曰：“饼索浓纤点碗汤，通州城里作端阳。满街看卖菖蒲本，风物依依似故乡。”端阳日的浓浓节意，令他不禁有“风物依依似故乡”之感。柳得恭作有《京都杂志》，对朝鲜的岁时风俗颇为关注。该书的“五月端午”条这样写道：“小儿女著红绿新衣，菖蒲汤□面，又削菖蒲根作簪，点朱砂，插髻，号端午妆。闾巷妇女盛为秋千戏。按《宛署杂记》，燕都自五月初一日至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出嫁之女亦各归宁，号是日为女儿节。我东与燕中不甚远，故风俗往往相袭。”(39) 他的《古芸堂笔记》卷5中，也有“岁时风俗”一条，认为“我东岁时风俗，往往沿燕中故事”。柳得恭列举了许多例证。其中，“端午”一条亦引沈榜的《宛署杂记》。另曰：“端午俗名戍衣，小儿女着红绿新衣，菖蒲蘸水□面，又削菖蒲根作簪，点朱砂，插髻，号为戍衣妆。有一种艾名戍衣，翠叶椭圆，背白，曝干可碎，作火绒，又可烂捣入糕，发绿色，为端午时食。”(40)

与朝鲜相似，此一时期的日本人亦热衷于将本邦风情比附于中国习俗。(41) 1676～1685年间，京都儒者、医师黑川道祜所编的《日次纪事》“一月”条：“凡疫疠春初多流行，若然，则民间大小儿各鸣钲鼓而追疫鬼，或以绿树条作小船，舍郊外而归。或以生刍并生草造偶人，舍野外而归，是亦驱疫之一术，而中华造纸船之类乎？”又：“《五杂俎》曰：闽中俗元日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郢地，取石而返，云得宝。则古人唤如愿之意也，本朝亦如此之类间又多。”(42 )西岛长生《坤斋日抄》中，亦有诸多相近的内容，如：

邦俗中元祭祖先，必供鸡冠花，唐土亦然。《枫窗小牍》云：鸡冠，汴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前，儿童唱卖以供祖先。《梦粱录》七月十五日条下云：鸡冠花供养祖宗，谓之洗手花。

……

邦俗以方幅系小儿颔下，谓之涎挂，唐俗亦有之。《乡谈杂字》有领折、涎衣、涎袖、遗湿诸名。又《言鲭》云：帏涎，以方幅系小儿颔下，谓之涎衣。《舜水谈绮》又有护涎之名。(43)

综上所述，当时的日本人热衷于用中国的典籍，考证本邦的诸多名物与中华民俗相似。日本贞享四年（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谱法》，(44) 反映了日本人对于中国族谱编纂的认识和模仿。而朝鲜族谱，则更是受到中国谱法的影响。(45)

从总体上来看，日、朝两国对于中国风俗的记录，基本上均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诚如《清俗纪闻》宽政十一年（1799年）大学头林衡所撰之序指出的那样：

我邦之于清国也，壤地不接，洋溟为阻，不通使聘，各为一区域。则其土风之异，俗尚之殊，何预我耶？然闽、浙之民航海抵崎贸易交市，以彼不足资我有余，国家亦不禁焉。朱明以还，因仍已久，其间不能无黠贾奸商干纪之虞，则不可委之小吏也。于是官特置司以治之，岂得已乎。是故，承斯任者非知彼土风俗以洞晓利害情伪之所在，则亦无以宣我之政而服彼之心焉，此则其所当留意也。

字里行间的防范心态昭然若揭。另外，序三亦指出《清俗纪闻》编纂的目的：“西陲之政回易莫重焉，清之客犹我之民矣。非审其风俗，明其好恶，察其情伪，不可得而治也。斯书而成，后之奉职者长官小吏，咸将知所向焉。”由此可见，《清俗纪闻》编纂之主要目的在于：一是有助于监督与清商的贸易，二是为对当时漂流到长崎的华人进行询问时准备必要的知识。《清俗纪闻》序三还指出，《清俗纪闻》编纂的另一目的是：“诵法圣贤、究博致远、细大弗遗者，民俗名物固不可以不参诸后世，而草野琐屑罔有详载，不亦阙事乎！斯书而成，后之学者其或捃什一于千百焉。……夫清客通于我，居址不一，而闽、浙之民实什之九，则吏者之用闽、浙而足矣。民俗名物可以参于经传者要在唐宋，则书生之需亦闽、浙而足矣。纯满、大满我于何有？夫如斯，使君今日之求，果不他及也，客之不能他及，亦复奚伤！”显然，该书的形成及其传播，也为日本人阅读中国经典、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2.本国的反弹

在广泛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乾隆时代，在日、朝两国几乎同时分别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强烈排拒的倾向。

18世纪，是中国的康雍乾盛世，当时，中国文化在东亚有着重要的影响。日本人通过来舶长崎的清朝商船了解到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1799年出版的《清俗纪闻》一书，反映了18世纪末日本人对中国风俗的了解。而朝鲜人则通过络绎不绝的燕行使者，以及源源不断输入海东的中国书籍，了解康乾时代中国的繁华富庶。这一时期，两国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宽政十一年（1799年）大学头林衡所撰《清俗纪闻》序指出：

余观之右族达官贵游子弟，或轻佻豪侈是习，而远物珍玩是贵。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莫此为甚。吁，亦可慨矣！窃恐是书一出，或致好奇之癖滋甚，轻佻之弊益长，则大非子信之志也。

这极大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的实际情状。在日本，人们称中国为“西来正脉”。而在朝鲜，随着《北学议》的出现，朝鲜人对清朝的态度大为改观。对于中国文化的艳羡，使得两国都出现了对中国风俗殚精竭虑的模仿。(46)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日韩两国，出现了一种新的雅俗观念——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凡是与中华文明相符的即是“雅”的，而本国的则为“俗”的。宝历甲戌（四年，1754年，乾隆十九年）冬十一月，日人梁田邦美在《称呼辨正》序中指出：

顾本邦姓氏，复十七八，单则仅仅矣，单似雅而复嫌于俗也。大氐文儒之癖，尚雅斥俗，甚者面目眉发倭，而其心肠乃齐鲁焉，燕赵焉，沾沾自喜，其势不得不削复为单也。

当时尚雅斥俗的日本人，虽然长相是日本人，但他们的内心却是以在齐鲁燕赵一带而沾沾自喜。因此，当时不少人都削复为单，将自己的日本复姓改为中国的单姓，“俨然汉人”。梁田邦美自己起初也是冒为泷氏，省水为龙，后复本姓梁田，去田称梁。除了姓氏外，“诗用地名，铸俗于雅”，更成了普遍的风尚。这些，都引起了日韩两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心，他们认为：改复姓与革地名，“蔑祖先，紊舆志，罪莫大焉”。因此，在两个国家，几乎是同时，出现了拨乱反正的著作，即在日本的《称呼辨正》和在朝鲜的《雅言觉非》。

（1）日本留守友信的《称呼辨正》

《称呼辨正》(47) 卷首即曰：

盖称呼失其实，名分紊其伦，先圣既有不觚之叹，其所关系岂少哉！虽然今世因袭之讹不可猝变，学者当改其可改者也。而于其不可猝改者，则姑曲从以待他日可也。文人从事华藻之末，忘其本实，猥改其不当改者，强拟异方之制，亦何心哉！因辑先儒洎今世所见闻诸说，附以管见，为同志讲究之资云。宽延二年己巳春三月，友信书于浪华侨居。

日本的宽延二年即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浪华也就是日本的大阪。“不觚”典出《论语·雍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原是有棱角的酒器（一说木简），孔丘时的觚已失去棱角，所以孔丘说：“觚不像觚，还算觚吗！还算觚吗！”以此为喻，发泄他对当时社会变革的不满。留守友信笔下的“先圣既有不觚之叹”，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强势文化影响下日本社会文化变迁的担忧。

《称呼辨正》分上、下两卷，篇目如下：

上述各部分，均首先引证中国程朱理学家的语录，接着罗列日本国内学者的看法，对当时的风俗文化变迁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国郡乡里第一（附宫殿）》下，先是引程子曰：“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经说》）又曰：“名分正，则天下定。”接着引用《朱子语类》的一段话，再接着引日人浅见 斋的话说：

名分之学不明，则事无体制，纲纪随坏。凡所以理国正家，制行修辞皆苟焉而已矣。且若近世诸称呼讹谬尤多，如我国都自桓武皇帝由南都迁于今山城爱宕郡，命号曰平安城，以后历朝因之，未尝有革，则是今日通行不易之定称也。然世作词章、裁简牍，率称曰洛阳，曰长安，虽承袭之久，全无意义。周成王都河南洛水之北，因号曰洛阳，犹汾阳、河阳之类，特异国一处之地名，而历代仍之耳。至长安，则宜如可通称也。然是亦关西都号本乡名，而汉高祖取以名成阳，与洛阳相对，实有方地可指，岂可以此称于别都耶？况我国乎？其他如以桃花铜驼称条路之类，皆假托失实，殊非名分之正也。近来又有居鸭川之东、西，称为河东、河西及江东、江西者，居堀川东、西者亦然。大抵其乡里宅舍边才有一水，便要以江河表之，比拟异国地名，甚可鄙矣！尤可笑者，凡书诸国号，必以“阳”字带之，如摄津为摄阳，播磨为播阳，筑紫为紫阳，大坂为坂阳，其余皆然。其意以为是则美称也，殊不知阳本对阴，乃山南水北之谓，如华阳、岳阳及前所云洛阳、汾阳之类，而若无山水可指标者，则虽大都通津，亦不可以阳呼也。山北水南谓之阴，亦同。其他疏妄，如以唐名称官名，称国守为诸侯，以假名为讳，以实名为字，呼学者为秀才之属，不可胜数。而至于相称为君为公，则又可谓无忌惮矣。又有约省姓名，模仿异国人，或直以伯某、仲某自命字者，与彼被深衣、蒙幅巾以奉祭祀为同一流，而其乱名实异文轨辄孰甚乎！是此皆始乎陋儒俗学，无稽无识，衔奇骇俗之所为，而卒教举世之人承讹踵误，不知自犯名教之罪焉，可悲也夫！

此后，还列举了山崎 斋、伊藤东涯等人的相关论述，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48)

（2）朝鲜丁若镛的《雅言觉非》

《雅言觉非》(49) 的作者丁若镛，字美镛，号茶山，朝鲜罗州人，英祖三十八年（1762年）壬午生，正祖十三年（1789年）己酉文科，官承旨。(50)

丁若镛有感于“流俗相传，语言失实，承讹袭谬，习焉弗察”，他“偶觉一非，遂起群疑，正误反真，于斯为资”，遂作《雅言觉非》三卷。在《雅言觉非》中，他指出：

长安、洛阳，中国两京之名，东人取之为京邑之通名，诗文书牍用之不疑。盖昔高句丽始都平阳，厥有二城：东北曰东黄城，西南曰长安城。长安冒称，疑自此始。洛阳之称，益无可据。至京曰戾洛，还京曰归洛，洛下亲朋、洛中学者，皆习焉而弗察。尝见日本人诗集，亦犯此忌。

丁若镛指出，朝鲜的情况与日本相似，也使用中国的地名，以长安、洛阳作为京邑的通名。使用中国的典故，如戾洛、归洛、洛下亲朋、洛中学者等。《楚辞》：“如戾洛师而怅望兮，聊浮游以踌躇。”戾，止也。洛师，也就是洛阳。故以戾洛表示至京。关于这一点，丁若镛在《题〈雅言觉非〉后》指出：

长安洛阳：京邑之通称长安、洛阳，钱牧斋最犯此忌。《农岩杂识》论其误，未可专咎东人也。钱诗追咏弘光时事云：奸佞不随京洛尽，尚留余毒螫丹青。是以南京为洛阳也。《升平旧事》云：长安九九消寒夜，罴褥丹衣叠几层。是以北京为长安也。至于碑志亦然，尤觉不典。

除了长安、洛阳之外，京口也是朝鲜人常用的地名：

京口者，里名也，在晋陵丹徒县，晋宋之际，始为名城，《晋书》云义熙元年刘裕出镇京口，即此地也。《南史》云宋武帝微时徙居丹徒之京口里，尝游京口竹林寺，亦此地也。吾东忽以京口为京江之口，凡从京华来者谓之京口来，误矣。梁简文帝诗云：客行只念路，相争渡京口。岑参《送王昌龄赴江宁》诗云：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诗人不核，偶见此等诗句，误用如是也。《老学庵笔记》云：京口子城西南有万岁楼，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金陵。

在当代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中，其各个部分，在历史时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各地的地名也存在汉化或雅化的过程。作为汉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现在虽然是异邦，但在当时，就学习主流文化的情形来看，与大清帝国各地有着本地方言的地区并没有多少差异。地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与诗意是联系在一起的，学习中国文化自然不能将地名排除在外。

在东北亚，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汉诗，而要撰写汉诗，就必须使用中国的典故，因为中国的地名有许多是与典故联系在一起的，故此需要将日、朝的地名改为中国的地名，才能写出优美的汉诗。梁田邦美在《称呼辨正》序中指出：

诗用地名，铸俗于雅，陈国称宛丘，燕京称长安，虽异方亦然，此方谓武藏为武昌，播磨为播阳，箱根为函关，若是类，斧凿无痕，假用入歌诗可也。目黑称骊山，染井称苏迷，芝门称以司马门，御云称五陵，天满称天马，则小大不伦，名实俱亡，可谓儿戏已。

朝鲜人丁若镛也指出：

刘氏之替久无，而至今语中国者，必曰汉家，曰汉人。文字相沿，自古有之，诗律假借，尤无所害。但金石简策之文，则不可用耳。庆州古亦号徐菀，自新罗建都以后，遂为京都之称，今人只知汉阳为徐菀，而不复识有庆州矣。尝欲以徐菀二字入于诗句，而无古人吐辞为法之力量，终不敢焉。

可见，丁若镛虽然也想将“徐菀”这样的朝鲜地名嵌入诗句，但却无法达到诗文的美感，而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努力。

不过，地名的称呼，不只是文人的雅玩，有时亦会涉及君臣名分，故而引起很大的关注：

文人称江户曰武昌，或曰武陵，其他住吉为墨水，西宫（摄津国）为西陵，纪州为冀州，金泽为金陵之类，列国各自改其地名，读其书者，不知为何地，可谓乱名实，败国典矣！

《称呼辨正》又曰：

凡称都者，指天子所居，其他列国不能称焉。异方亦后世专称王者之所居，然往昔各国称都，虽下邑有庙则称，此其所以异也。近世文人指江户称东都，或曰江都，又指平安称为西都，或称西京，西是对东之词，如两分天下者，甚无谓也。恭惟霸府世尊王室，王室至矣，每嗣立之际。必俟将军宣下而后位定焉，君臣名分之义，确乎不可拔也。夫如是，然儒者反乱之，岂不怪哉！甚者如太宰纯称天子曰山城，天皇敕使曰聘使。（记云：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其意盖比汉代诸侯、王子，悖逆之贼，其罪不容于死必矣。《义人录》亦谬称敕使为聘使。

这些，实际上涉及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之间的微妙关系。

东亚各国的不少制度都源自中国，但亦不尽相同，故而引起了诸多的问题。在18世纪，随着华化的高潮，在日本和朝鲜几乎是同时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这样的著作。而无论是日本的《称呼辨正》还是朝鲜的《雅言觉非》，都将地名的嬗变列为最重要的变化。《称呼辨正》上卷开门见山即列有《国郡乡里第一（附宫殿）》15条，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地名称呼表达出担忧。日本宝历七年（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留守友信的门人桑原典靖在《称呼辨正序》中指出：

今夫有润下而水焉，有炎上而火焉，举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名实相须，而后其理自定矣。今世斯文之行于海内，盛则盛矣，然顾俗儒之徒所为，大率不过相如之俳，武库之癖，而礼以防其伪，学以稽其弊者，仅仅未之见也。是以异端邪说，相共出入其隙，而无父无君之说，悖天侮圣之术，燎原襄陵，无一所忌惮焉。其自称读圣贤之书者，亦犹假古学以行其私，徒知详其事，而不知详其理。知择其名，而不知择其真，饰华废实，竞趣时利。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虽朝诵夜习，亦复何益？

显然，桑原典靖等人将中国强势文化影响下地名等的变迁，视若洪水猛兽，认为那些现象均是异端邪说、无父无君之说、悖天侮圣之术。

梁田邦美的《称呼辨正》序亦曰：

称呼者，名之所存也，称呼必得其实，而后名正矣。苟名不正，则言不顺，其弊遂至礼乐不兴，刑罚不中而止，是故圣人正名之学，不可一日不讲明也。留守子括囊《称呼辨正》，盖欲辨其不正而归诸正也。

可见，留守友信《称呼辨正》一书，主旨实为拨乱反正。二书的出现，反映了朝日两国学者在中华强势文化影响下的自我反省。

三、结语

汉字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衰最为重要的因素，幅员辽阔的帝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大一统的格局，汉字的传播功莫大焉。可以说，中国疆域内的不同地区（如东南、西南）是随着汉字的传播（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礼乐制度）而逐渐“中国化”的，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就18世纪而言，清朝人看待周边国家以及境内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是以对方汉字修养的深浅为依据。这从《皇清职贡图》中对东亚各国的排列顺序以及徽商汪鹏的描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18世纪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已由明代的倭寇转变而为颇为正面的形象。对于日本（确切地说是长崎），总体的印象有几点：比较整洁，少盗贼，男子佩刀，等等。由于现存文献的写作者基本上都是商人，他们有着特别的关注点，如对长崎游女着墨颇多，并借由与游女的交往，对“倭”的含义作出特别的解释。这与其说是反映了中日男子生理上的差异，毋宁说是18世纪中日文化的强弱异势所致。从中国商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华本位的优越感随处可见。由于与日本交流的担当者及其活动的地域相当有限，故而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极不全面。相对于日本，18世纪中国人对于朝鲜的认识更为正面，但目前留下的对朝鲜的记载寥寥无几，这与朝鲜人撰写的燕行文献之丰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对方关切的程度，其实也反映了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

面对日益强盛的大清帝国，日、朝两国在坚持各自的华夷观之外，亦不得不重新定位盛清中国。在日本，一些人将满族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地区，与原明朝统治的部分割裂开来，将它们分别称为“大清国”和“鞑子国”，分开认识。而在朝鲜，则通过将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的礼乐制度分开，认为尽管统治者是异族之人（夷），但在中国推行的仍然是“华”的制度。这些，便是“华夷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主要是为应对新的形势而作的心态调整，这是日、朝两国对于18世纪中国政治变动的重新诠释。

此一时期，中、日、朝三国的交流极为频繁，汉字是彼此交流的重要工具。江户时代的日本所接触到的主要是一些中国的商人（其中有一些是弃儒从商的下层文人），而李朝时代的朝鲜为了全面搜集中国的情报，接触到的中国人更为广泛，但其中也有很大比例是商人和下层文人。这使得朝鲜对于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他们除了看到乾嘉时代的繁华外，也常能更多地倾听到市井百姓对于朝政、社会的种种议论。日本学者藤塚邻曾经指出：

清代文化东渐，一由海上自水路经长崎至日本本州，一由陆路入朝鲜。其流入之方式，接受之反响，与消化之力量，在两国近代文化上所赍之结果，大相径庭。取而比较之，在近世文化史上，实为一极重要之问题。

昔时日本儒者物徂徕，移居于品川芝浦时，欣然以为与西方圣人之国接近者数里，其崇拜中国，似不免失之夸张，然观徂徕心事，确非虚伪。当时景仰中国者，不独徂徕一人，恐德川时代之儒者，皆有此共通之思想，往来于胸中。当时日本国禁颇严，不许往游中国，只能读中国之书，而不能足履其地，偶闻文人商贾或画工，来自江浙，即争相投刺请见，聊慰其积年之想慕，或乞删削诗文，自鸣得意……

反观朝鲜学者，如使臣随员，每年一二次入燕，其所至之地，即文明中心学者渊薮之北京，相与交欢者，多学界名流，比之日本德川时代之先儒，其遭遇确较优胜。(51)

在相互交流中，亦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此种困扰，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在中国，日本的洋铜、宽永通宝以及其他的东洋货大批流入，其中的宽永通宝泛滥，曾引发官方的强令禁止。而在日本、朝鲜，大批中国书籍以及其他商品的流入，形成了两国的“慕华”心态。由于文化的强弱异势，相较而言，日本宽永钱的流入，对中国只是造成局部性的困扰。但中国文化的流入，对于日本、朝鲜则影响颇为巨大。朝鲜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较为接近，日本的幕藩体制则与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差别极大，中国文化的强势传入，引发日本社会的不安似乎颇为强烈。中国文化的传入，两国都有一些人担心国内的文化认同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在乾隆时代达到了顶峰状态，故而在两国分别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等书，力图拨乱反正。

注释：

① 本文曾提交“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国际学术讨论会，该会议由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定研究领域“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三方合办，2009年6月18～19日，上海。

② 日本内阁文库本《华夷变态》卷1《序》，转引自［日］浦廉一《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の研究》，见榎一雄编《华夷变态》，“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上，东洋文库，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再版本，第46页。

③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2006年第1期。

④ （清）傅恒等编著：《皇清职贡图》，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

⑤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六集之二，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第三，汲古书院，1984年，第153～154页。

⑥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六集之二，第154页。

⑦ ［韩］尹廷琦：《东寰录》卷2“蒙古”条：“北胡之俗，常服韦皮，所以名鞑靼，鞑靼者韦皮也。”《茶山学团文献集成》，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2008年，第307页。

⑧ ［韩］郑昌顺：《同文汇考》原编卷78，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10册，第5816～5817页。

⑨ ［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59，《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3页。

⑩ 日人西川如见另作有《增补华夷通商考》，其中亦有“明朝人物像”和“清朝人物像”。前者中的大明男、女，亦分别各持折扇、团扇；而后者中的大清男子则右手仍持折扇，旁边的妇人手捧一函线装书，同样也极为儒雅。（西川如见著，饭岛忠夫、西川忠幸校订《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补华夷通商考》，岩波书店，1997年，第70～71页）《增补华夷通商考》卷5《外夷增附录》中，列有“鞑靼国”，注明其分布是离“唐土”北京百里或二百里、三百里各处。（第171页）另据《日本风土考》，该书卷首有《亚细亚大洲图》，除了中国部分标出北京、南京、福州、广东外，在北京以北标出“鞑靼”。（第17页）

(11) 《中华并外国土产》辽东条下：“或曰北边鞑靼之界，北京之附属也。”这里，也将鞑靼另立。《视听草》四集之十，有宽政九年二月《具呈王局己二番南京船主沈敬赡为祈转启申报事》：“切有贵国难民三人，漂到鞑子国吉林属下伊皮鞑子地界，由该地丙辰年八月递解到北京……”其后的日本文书中，两处均将“鞑国”与“唐国”分列。（第172页）据此，“鞑国”或“鞑子国”应指中国的东北地区（原满族人的发源地）。至此，日本人已将清朝分成发源地和中国本部两个部分，将他们视作两种文明形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有一幅彩色的手绘地图，内容是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及周边地图，图上标明各处铸造的货币。中国之外，涉及的国家，除“大日本”外，另有琉球、朝鲜和安南。盛京部分有顺治、康熙字样，而北京部分有雍正、乾隆字样，其他部分最晚提及的年号也是乾隆。据此可知，此图应绘于乾隆年间或乾隆以后。在北京东北方有鞑靼，注明：“鞑靼贝勒王，明万历四十六年始テ北京二入，国号大清，改元天命，天命通宝ヲ铸。”由图上可见，鞑靼是介于东北和内外蒙古之间的，“鞑靼国”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人群上看，都是臆造出的一个满蒙混合体。

(12)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续三集之七，第202～209页。《乾隆帝江南苏州府游幸街道图》有多种版本，静嘉堂文库亦有抄本。

(13) ［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一》。

(14) ［日］冈田玉山等编绘：《唐土名胜图会》上册《唐土皇舆图解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5) 《燕行录全集》卷32，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第315～336页。

(16) 祁庆富、［韩］权纯姬：《朝鲜“北学”先驱洪大容与中国友人的学谊》，载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632～640页。

(17) 参见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载Yoon Choong Nam（尹忠男）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朝鲜资料研究》（Studies on the Korea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三册（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No.3），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35～171页。

(18) ［韩］朴齐家：《贞蕤集（附北学议）》“北学议外编”，“韩国史料丛书”第十二，探求堂，1974年，第439页。

(19)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五、六、七期，1937年。

(20) ［韩］洪良浩：《燕云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269页。

(21) ［韩］洪良浩：《燕云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289页。

(22) 十多年后，洪良浩《向沈阳》诗曰：“天运人谋各一时，沈阳肇创帝王基。指挥诸夏提三尺，鞭挞群雄用八旗。志士于今空自老，骚人到此遂无诗。华儿莫问东韩使，白首重来长鬓丝。”（《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9页）

(23)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6～317页。

(24)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25～326页。

(25)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7页。

(26)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41页。

(27) 《热河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52，第238页。

(28) 载《燕行录全集》卷64，第419～425页。

(29) 由《燕行录全集》来看，反映燕行风俗最早的诗歌，大约见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为崔锡鼎（1646～1715）《丙寅燕行日乘》中的《风俗通联句五十韵》，这些文字，大多表达的是“中华礼乐无由睹，回首风尘眼欲枯”的感伤。

(30) ［韩］金士龙：《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集》卷74，第547页。

(31) 《燕行录全集》卷62，第254页。

(32) ［韩］李佑成编：《雪岫外史（外二种）》，“栖碧外史海外蒐佚本”，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第13～17页。

(33) 《同文汇考附编》卷8《通信一》，第13册，第1705号。

(34) 《青庄馆全书》卷64～65，“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

(35) 如李在学《燕行记事》，见《燕行录全集》第59册，第124页。

(36) 洪景海《随槎日录》中提及宽永钱：“适见倭钱，如我国小钱，背书宽永通宝，腹无字，而或书文字、元字，九十六文为一两，直银一钱云。”（《燕行录全集》卷59，第299页）

(37) 赖惠敏：《苏州的东洋货与市民生活（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

(38)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五、六、七期，1937年。

(39) ［韩］柳得恭：《京都杂志》卷2“五月端午”条，见韩国学研究院编《东都岁时记、京都杂志、洌阳岁时记、农家月令歌》（合本），大提阁，1987年，第248页。洪锡谟《东国岁时记》亦有类似的记载。（同上书，第153～154页）

(40) ［韩］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5，见《雪岫外史（外二种）》，第123～124页。

(41) 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作有《近世支那に及ぼしたる势力影响》（载《史学杂志）第25编第7号，1914年）等文，对此颇多论述，唯其偏重于学术文化方面。笔者在此以所见日本汉籍资料，从社会史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42) 《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第23卷，三一书房，1985年，第26～27页。

(43)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续六集之三，第29～31页。

(44)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线装书。

(44) 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46) 此一时期有不少中国的民间娱乐亦传入日本，九连环即是一例。早在享保至宽政年间（1716～1789年，即清康雍乾时期），长崎就流行一种叫“蛇踊”的舞蹈（亦称“龙踊”，即中国的舞龙）。《九连环》曲传入之后，逐渐与上述的“蛇踊”相互交融、杂糅，使得后来的“看看踊”又有了“蛇踊”的俗称。“看看踊”于文化、文政之交由长崎经京都、大阪一直流行到了江户（今东京）等地。文政三年（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四月，“看看踊”在大阪开始流行。及至七月，在名古屋出演“长崎蛇踊”的演员，主要有长崎贰官、长崎三官、长崎四官、长崎九官、长崎右官、长崎宋官、长崎治官、长崎重官、长崎田官和长崎寒官等人。日人晓晴翁的《云锦随笔》中有“看看踊打扮之图”：最前头的两位头戴茜色（大红色）的帽子，身着鼠色及黄色衣裳、白色绑腿、茶色鞋子；后面四人穿着大诊、戴着暖帽，手里分别拿着铁鼓、鼓弓、蛇皮线和大鼓，完全是一副清人的打扮。这是反映在日本的“芝居小屋”（戏园）中登场的演员之装束。由于“看看踊”的演出场场爆满，日本的小孩纷纷在街衢巷陌间结队模仿，甚至大人也在一旁载歌载舞。其醉心模仿的狂热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参见日本学者浅井忠夫《唐人呗と看看踊（附田边尚雄述〈九连环之曲と看看踊〉）》，载东亚研究讲座第54辑，东亚研究会1933年12月发行，日本东京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藏书；青木正儿《本邦に传入ちゎたゐ支那の俗谣》，载《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第253～265页；王振忠：《九连环》（上、下），载《读书》2000年第一、二期。

(47)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和装本2卷。朝鲜人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58《日本文献》：“大坂人留守友信字退藏，号希斋。”（《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39页）

(48) 除了《称呼辨正》，类似的反省在江户时代还有一些。譬如，《视听草》九集之六中，就有尾藤孝肇（与林衡同时）的《称谓私言》，该文亦有类似的言论：“谓江户为东都，可谓。京师为西京，不可。韩人《谀闻琐录》记本土地理，有谓东海道十五州，镰仓殿后所居，国人谓之东都，镰仓亦有东都称可知。（今来聘者呼平安日皇京，呼江户日东都）”（第476页）《氏族博考》中亦称：“今之称复姓者，皆从省文。如司马则曰马，诸葛则曰葛，欧阳则曰欧，鲜于则曰于，如此之类甚多，相承不已。复姓又将混于单姓矣。唐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至今二于无复可辨。如豆卢，盖唐大族钦望、琢革皆尝为相，而此姓今不复见，其殆混于卢耶。平野、平泽为平氏之类，是混于单姓也。木田、木村为木氏之类，则异姓混而难别，省文不可容易。”（第483页）

(49) “朝鲜丛书”，朝鲜光文会发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50) 吴世昌：《槿域书画征》，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205～206页。

(51)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期。藤塚邻收集、抄录有不少朝鲜的抄本，现存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朴齐家之子朴长香奄《缟纡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善本，TK 2259.8/4372），即是朝鲜人与中国交往的实录。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0年第4期 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