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党史资料汇编（全九册）》

中共上海市党史研究室编制。

上海书店出版社

从1931年到1934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老师(当时是陶行行，1934年7月改名行知)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当时担任《申报》总经理，我们每周要在史良才老师的住处见一两次面。道老师坚定的民主主义

陶行知担任《申报》顾问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摘录精彩的书

陶行知

1927年以后，史良才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内战政策不满，反对新闻检查，反对干涉民营报纸，主张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他的民主思想具体体现在《申报》革新计划中。他希望与进步人士一起革新：010，陶行知的政治思想也在1927年以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陶设立的南京小庄考试农村师范学校得到冯玉祥的感谢和支持，因此蒋介石1931年初，陶从日本秘密返回上海，他主张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民主立场更加坚定。历史，陶二人于1919年相识，现在由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主张，使他们成为事业上的挚友。陶行知回国后，黄炎培秘密约定后，即与历史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对话，有时通宵熬夜。

1931年1月，史良接受了进步人士，实施了革新《申报》计划。他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了总管理处，聘请陶行知担任总管理处顾问。由于陶仍在国民党政府通缉中，陶任顾问既没有保密也没有公开过，也没有列入《申报》职员名单，外界很少有人知道。陶行知没有去过《申报》洞，通常会在《申报》洞派定州联系我。史良才除了支援自然学院运营费和基金外，每月还会给陶先生运营自然学院的经费和生活费，这笔钱由丁周中每月来《申报》馆领取给我。丁祖中告诉我，道老师严格区分公与私，自己很少收生活费。

陶行知和谢良才见面都在河东路(现同人路)的谢良才宿舍。史良才特别照顾我，要注意涛老师的安全。历史要见陶器，大部分都是我开车接的，有时用思良才的私家车，有时用我的私家车。涛想看历史，通过郑州中晚上七八点打电话通知我。我再开车去接你。陶老师当时在上海有三个住处，一个在陕西北路的自然学院，和高寺住在一起，另一个在自然学院的北面，还有一个住在南京西路常德路口。

位于同人路257号的沙良才区

陶老师有时自己坐电车去思嘉家。他习惯穿三个口袋的学生服，外表很朴素，所以他通常总是坐三等电动车。我有时坐头等电动车去思嘉家，碰巧和他隔着车窗互相看，互相假装不认识。下车后，他走在前面，我不在后面互相说话，直到思嘉的大门，我才替道老师敲门，彼此点头。

陶老师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经常去思嘉，差不多一周一两次，两个人有时从下午开始谈论晚上。我每天晚上都去历史学家那里报告《申报》天，所以每周都会和陶见面，还会参加他们的对话。他们最热烈地讲的是反封建、反独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民主、主张抗日、主张国内统一团结。特别是在反对独裁专制方面，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陶老师是《申报》的顾问，但对《申报》影响很大。史良才对道老师的意见非常重视，几乎没有全部采纳。陶在历史上提出过革新《申报》的三个建议。(1) 《申报》发言，态度要鲜明。(2)增加《申报》，使《读者通讯》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3) 《申报》份要与整个《申报》紧密合作。历史都接受。从1931年到1934年(特别是1932年)，《申报》的时评大多是道老师用想法、命题、列强或道水晶写的。可以说，《申报》的政治态度与道老师的政治态度一致。从某种程度上说，《申报》是支持进步势力和拯救运动的，是道老师操纵的。

1931年9月1日，《申报》发表了本报60岁纪念年活动，表现出了创新的姿态。陶老师就是九月。

二日起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不除庭草斋夫谈荟》，支持《申报》革新。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底，陶为《申报·自由谈》撰写了一百多篇杂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行民主政治。“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陶先生连续为《申报》撰写时评《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进步人士分头作长时期的商谈，一致认为《申报》在此紧要关头应当表示鲜明的反内战主张。最后，史与陶作了一次深夜长谈，当场拟定文章的若干要点，派人写成文章，再由陶修改，写成时评。修改时，宋庆龄也在场，并提出修改意见。这就是《申报》于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发表的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文章斥责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治统治，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蒋介石亲自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为此，《申报》被禁邮三十五天。事发后，蒋介石派杨永泰与《申报》谈判，迫令陶行知等人脱离《申报》，《申报》馆表面同意，并未真正实行。陶任《申报》顾问本不公开，平时与史来往极为秘密，以后则更秘密进行。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陶行知介绍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同时筹备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并积极支持黎烈文参加《自由谈》编辑工作，鲁迅、茅盾先生等为《自由谈》撰写的大量杂文就是由黎主编的。陶还参与筹备出版《申报》丛书，约请学术界进步人士写稿。他写的长篇连载《古庙敲钟录》，主张教育改革，在《申报》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这一时期，史量才也极力帮助陶行知建设自然学园和编写儿童科学丛书。这时，《申报》每逢有重大问题，史量才总是和陶先生相商。其中“伍豪事件”是最突出的一例。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值上海“一·二八”对日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伍豪（注：周恩来笔名）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广告，对中共造谣诬蔑，企图破坏组织。这则广告先刊登于《时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在国民党上海市新闻检查处派员前来交涉后刊出，已推迟三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研究对策，请《申报》刊登《伍豪声明》广告。但根据《申报》广告刊例，必须核实铺保，《伍豪声明》广告，手续不合，未能刊登，由广告处函复。地下党决定，请《申报》用广告处名义，将复函作为广告刊出，由地下党支付刊费。我和戈公振相商后，请示史量才，三小时后即得电话，同意刊登，并不收取广告费。当夜，我照常到史量才寓所汇报每日工作后，史对我说，陶先生已来过，陶说，关于“脱党”一类的启事广告和新闻报导，都要郑重处理，要我将此意转告广告处主任和编辑部总编辑。

《申报》广告处的启事如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种由报馆广告处出面刊登的广告，从无先例，读者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脱党启事中的伍豪，并非伍豪本人。同时三月三日，地下党又请法国律师巴和拟《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注：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急要启事》。《申报》即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至此，国民党反动阴谋遭到全部破产（《伍豪声明》以后刊登于党中央机关报《斗争》）。

BOOK

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