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小说家的话，主要作者自己辩论

最近翻阅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吴岩短篇小说集《株守》，读同名小说《株守》，突然发现了这样的话。

真是见鬼，今天一位老同学不远向我游说。他一进门就用“幽默”的口气报告了。“老X，我掉进水里了！”“。脸上贼笑嘻嘻的，好像是别人的事。接着又换了脸色辩解说：“其实我们这种卖国贼不是我们这种小公务员。”我们是“韩饭”。说实话，是为了吃饭和生活。我不是公务员就活不下去！我们几个公务员开了个玩笑。我们也是抗战派。我们吃敌人的虚伪饭，拿敌人虚伪的钱。我们在经济上正在进行消耗战。老X，你不要小看这个笑话，至少有三分钟的道理！”。给自己抽了一根烟，引用了周作人的话。“我倒佩服他的话。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当然不好，但如果我们不工作，就会有比我们更坏的人出来。”“你能看到这几句话吗？通过对一名记者的对话，登上了《中华日报》名。看他说得多坦率！

吴岩著作《株守》 (1948)提到了周作人解释自己溺水的借口

关于周作人落水自辩的问题，这几年文人颇多，论者大多会引用《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1960-196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中周作人1964年7月18日写给鲍耀明的信。周作人在信中为自己辩护：

有关监管者的事不是恐吓，也不是自动的。(后来确实有人自己运动。)当然是日本方面发动的。考虑后答应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比较可靠。因为对教育可以比别人出来，反动行为也可以少一点。

《株守》与四方的“我们这样的人当然不好，但如果我们不工作，就会出现比我们更坏的人”这句话相比，措辞不同，但意思大致一致。当然，小说中的文字更通俗，更大众化。但是小说《株守》有草编(1946年第《文艺复兴》号)、收入文集(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同名小说集)、再版(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抗战文学丛书》)。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有些理论家注意《轭下集》的文章，但只把它当成小说家，不认真，也没有进一步调查。

但是，我读完后认真地接受了。当然，把“阵地”两个字敲在电脑上不到一秒钟，但没有专业索引，在烟雾般大沦陷时期的上海王怪政权官博《株守》中，周作人对记者寻找这样的对话真的像大海捞针一样。不容易。当然，不再容易了。这大海里的针还是幸运地被我捞上来的。其中，不必说辛苦，不必言归正传，周作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记者说了这些话，又登在了《中华日报》上？

薛惠子《中华日报》，1942年11月24日第《北国纵横记——和周作人一席谈》号。

1942年11月23日，从《中华日报》开始连载薛惠子的《中华日报》，这是春节同年10月王位选秀部首脑王政委《北巡》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期间，薛惠子在《北国纵横记》上连载了《中华日报》，大力捧王政委的“巡演”华北。11月24日刊登在《主席北巡历程》第2页的《中华日报》是他在北平采访周作人的记录《北国纵横记（二）》。对没有注明日期的周作人的采访，除了周作人落水的自辩、当时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外，还很少看到周作人对自己和鲁迅“人写文章”的态度，虽然各题不吃，但却是研究周作人心理状态的宝贵史料。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Marchine)遗憾的是，这样重要的采访文章在半个世纪以来，在废纸堆里积满了灰尘，没有看到任何主要作者的研究论文或专著，也没有看到年表(年刊)，传记提及。

周作人的“幽默”

在《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篇文章中，周作人以幽默的方式为自己担任伪职务辩解。

在文章写作中谈到官职，他说得很幽默。“这不是什么官职兴盛。事实上，我们这样的人很坏。但是不做的话，更坏的人可能会做。”

薛惠子对此评价说：“淡淡的微笑，悠闲地度过了。”

问卷中引用的主作自辩词，小说《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中主作人的话、表达基本一致，句子略有不同。由此可见，沦陷时期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和创作的吴岩当年明显看出了“中”

访谈中，周作人为自己辩解时，还称胡适在“七七事变”前和他说的一番为什么中国人要坚持抗战的原因：因为打败了，犹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荣；而坚持和平的话，和不了就要容易给人唾骂。

一般认为，“七七事变”之前，胡适坚持的是“主战亦主和的双管齐下的思想”（胡慧娥《胡适抗战思想新探》，《长沙大学学报》 2017年第1期，页58-63），周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抑或只是周为自己辩白的一种手法，恕我孤陋寡闻。如果确实有，不知胡适是在什么场合和周谈及抗战之事，是否留有书面文字，希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此外，《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就是周作人罕见地提及了鲁迅：

我与鲁迅，从小都在寒苦中生长；做人写文，不过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薛慧子说，这是“作人先生最后很恳切地自我解释”。我们知道，自从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不再来往后，周作人在1949年前极少谈及鲁迅，遑论把自己和乃兄在“做人和写文”方面对比。在落水之后，他“很恳切地自我解释”自己和鲁迅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是颇耐人寻味的。

薛慧子在文章中，吹捧周是“日本通”，其知己知彼的卓见，日本人也肃然起敬，并借周口说“要促进全面和平，日本也要负起一半责任”。

从题词推断访谈时间

在此文中，还附录了周作人给薛慧子的题词：

爱中国必须兼爱东亚爱中国亦即可以爱东亚 慧子先生嘱书

卅一年十月廿五。作人

薛慧子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本未注明访谈时间，好在这段题词的落款时间，提供了线索。薛慧子在文中提及，“这次第一天向他索书，第二天专诚去访问，这题字竟蒙他一迳寄到南京去了”。

查《周作人年谱 1885-1967》（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0年4月），1942年10月25日有如下记载：

同在北京的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及王揖唐、王荫泰、殷同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诸汉奸赴机场迎接为出席1942年度伪新民会全体联合协议会，由南京专程飞抵北平的汪精卫、褚民谊、梅思平等人。

晚，往外交大楼，参加王揖唐为汪精卫等举行的招待宴。同座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诸汉奸。

上述薛慧子所言“这次第一天”，自然就是10月25日，可以推断薛作为随行记者陪同汪精卫抵达北平，而接机者里就有周作人。按照薛的说法，他和周此前在去日本中转时曾在新京（长春）见过面，这次再度做揖，自然算是熟人了，因此，薛抽了个机会向周“求书”。令薛意外的是，他第二天（10月26日）前往“门口有几位壮汉守卫”的八道湾十一号访问周作人时，“这题字竟蒙他一迳寄到南京去了”。从题字落款“十月二十五日”看，周作人是薛求书当天，虽然行程非常忙碌，仍然抽空写成，而且当即寄去了南京。对一名年轻记者（薛出生于1914年，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周的表现不免太过殷勤。当然，鉴于薛慧子是汪精卫的随行记者（甚至当年有传言不少汪精卫的演说词都是薛慧子草拟），周的行为也就好理解了，尤其题词所谓“爱中国必须兼爱东亚”，更迎合了当时日伪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图谋。

再查《周作人年谱 1885-1967》，周作人10月26日的行程也十分紧凑：

上午，往北京大学医学院，赴医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

下午，赴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汪精卫举行的招待宴会。同座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诸汉奸。

由此推断，薛慧子前往八道湾十一号拜访周作人，应该是26日晚，否则，很难有充裕的时间“主宾对坐，随便谈谈”。薛文虽然没有提及具体时间，但对周作人“寒斋”不寒用“火炉很旺”四字描述，还是依稀透露出晚间的气息来，毕竟只有天暗才能衬托出火旺来。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但无论早中晚，薛周访谈在10月26日进行，则是毫无疑义的了。

薛慧子认为周作人为文有“谈言微中”的妙处，但他又指出：

年青的叫嚣的读者，对这妙处决不能领略得，把他一笔抹杀，看做“玩物丧志，无补时艰”的时代落伍者，思想反叛者，这是“冤狱”，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给他一个翻案。

这段文字，不由让我联想到一年后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发生的，针对周作人的“扫荡反动老作家”风波。看来，对周作人的“抹杀”其来有自。此处不赘。

收入《文坛史料》一书的薛慧子《周作人先生近作》，最初发表于1943年3月10日《中华日报·中华副刊》

顺便说一句，薛慧子一年后曾在《中华日报》发表过一篇《周作人先生近作》，因被收入杨之华所编《文坛史料》（中华日报社 , 1944年1月）而知者甚多，六十年后还被收录进《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孙郁、黄乔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 2004年4月）一书。事实上，从现在看来，这篇发表在“中华副刊”上的文章的重要性，远逊于刊登在《中华日报》新闻版里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的史料价值。毕竟，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

《文化汉奸逃亡薛慧子被遭通缉》，刊于1946年7月24日《罗宾汉》

章克标回忆录中的薛慧子

走笔至此，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献自然是不能“专美”的，特整理出来，个别字迹漫漶，实在无法辨认者，以£标识出来，如有其他错误，恳请高明赐教。至于籍贯为江苏无锡的薛慧子，又名薛白雪，苏州美专毕业，沦陷时间曾担任过汪伪“中央社”特派记者、《中华日报》通讯主任，日本投降后，曾被作为文化汉奸遭通缉（当年小报报道甚多），但似乎一直没有归案，还有投奔郝鹏举麾下之说。章克标在回忆录《世纪挥手：百岁老人章克标自传》（海天出版社 , 1999年7月）中说，1947年暑假（或1948年）他曾应邀去台湾参与《平言日报》的创办，同去的有薛慧子及王予，“是‘后汉’时代在金陵和姑苏相交往认识的文字同道”，并称薛“活动能力很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薛慧子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在《真报》发表文章时用过“斯人”这个笔名，1957年6月曾和徐訏等人以香港新闻文化界人士的名义访问台湾，还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后来改名薛慧山，定居台湾，成为知名的书画家及书画评论家。

附录

北国纵横记（二）：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

以前，印象是如此：作人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胞弟，昆仲之间的“作风”迥然不同，一个是咆哮嗔怒的战士，一个似乎是温雅言笑的隐士，“一母生九龙”，甚矣同胞性格之异也。

但是，这一次的会谈，我对于他这个人的理解，竟胜于读他十年书。

见面倒不止一次了，上次，£东京在新京，这次在北平，都曾与他做过揖，举止彬彬有礼，说话老是低声下气，走起路来有些卧龙山人风度。这次第一天向他索书，第二天专诚去访问，这题字竟蒙他一迳寄到南京去了。

冒着寒风，寻到八道湾十一号，门面很堂皇，有几条壮汉守卫着，怕是弄错了地方，一问，还好，像主人一样的谦和迎接入内。

走入西屋客厅，布置整齐雅洁，墙上粉饰一新，沙发也是新的，却并不见到古色古香，就是北平人家照例的古董陈设也没有，在文章里，久已知其名为“苦雨斋”“苦茶庵”，因记得先生有诗曰：“且到寒斋吃苦茶”。但，这寒斋，并不寒，火炉很旺，决非想像中的纸窗茅屋，淡淡的一盏茶，也并不怎么苦，如果是这样的所谓苦寒，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也愿处。

作人先生不久就缓步而来。主宾对坐，随便谈谈。

说实话，在过去血气方刚，年少气盛的时代，爱看鲁迅先生作品，而对作人先生作品，迄不感到兴趣。这一点，他在近作《药味集序》上也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 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现在他又重新提起，自认其作品不为一般青年所喜，只适合于中年人的口味，“不自讳言其苦”。但，我自己未届中年，已伤哀乐，读其作品，却渐渐理解与爱好起来。犹如吃茶，苦茶的滋味，愈吃愈有味。

淡淡的一笑，寄沉痛于悠闲。谈到中日问题，竟滔滔不绝的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议论，开口说：

“……七七事变前夕，胡适之先生和我说：中日一定要打，打仗无法避免，非打不可，为什么？打败了，犹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荣，和平呢？和不了就要容易给人唾骂。所以，至今一般人坚持抗战，而不肯言和，还是抱着这样的观念而已。……”

其次，说到要促进全面和平，日本也要负起一半责任。其实，如果，说中国真有“日本通”其人，周先生应该引人一席地，其知己知彼的卓见，有谁个日本人不为之肃然敬佩呢？

微言欣其知之为诲，

道心侧于人不胜天，

这是废名赠给他的一幅联，可作为他全人格的表现，世界在周先生的眼中是何等平凡渺小呀！在他的文章里，谈话里，无不含有一种苦味，正有“谈言微中”的妙处。但是，年青的叫嚣的读者，对这妙处决不能领略得，把他一笔抹杀，看做“玩物丧志，无补时艰”的时代落伍者，思想反叛者，这是“冤狱”，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给他一个翻案。

“……我与鲁迅，从小都在寒苦中生长；做人写文，不过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作人先生最后很恳切地自我解释。临行，他还股股垂询上海文化人的近况，如通信而未见过面陶亢德诸君。他的一席议论，说得警辟透彻，使人感动，暂时却不便发表，总之，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正与大多数的北平人一样，这人你听他潇洒自在他固然开心，但前面有了风暴的时候他也照样开心。

英国温源宁对于作人先生的结论是：

“风暴！提起这两个字我们就想到海，提起海就想到船，命运的播弄真是奇巧，小品文家的周先生从前竟是一个海军学校学生！但实在讲起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还有什么比一艘乘风破浪的铁甲舰更温雅的呢?是的，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与温雅!”

1942年11月24日《中华日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