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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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微信ID:academicmonthly)2012年12月刊上
本名《从“ 外国冬至” 到“ 圣诞节” ： 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 — —以申报 为基础的考察》
这份文件已获得许可
“外国同志”
众所周知，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是明末以来基督教传播的中心，作为教中大食，“Christamas”的庆典弥撒为侨民所熟知。上海开张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以外的各种西方人大量涌入，“Christmas”的庆祝不再局限于教会，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区为主体的世俗化节日方式在租界逐渐成为气候，上海人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自从《申报》期创刊以来，每次“Christmas”例都有新闻报道，我才知道中国人叫“外国同志”。
1872年12月24日，《申报》首次报道《Christmas》时称之为“耶稣诞辰日”，第二年的报道称之为“书局同志”。此后几年，报道中使用了很多“书国节”，1881年又被称为“徐仁东节”和“杨历同志节”，从1882年开始出现了“外国同志”的说法，似乎接受了民间的俗名。
这是本月16日系耶稣诞辰日，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外国同志庆典。
本月26日是徐仁节，也就是快战，传为外国同志。
明天是公历12月25日，也就是耶稣诞辰日，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外国同志的日子。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外国同志”一词一般用于说明耶稣诞生日，偶尔直接说“今天是外国同志节”。值得注意的是，从《申报》创刊到终刊，所有关于“Christmas”的新闻和文章中出现了“耶稣诞辰日”、“西国节”、“太书节”、“耶稣诞辰日”等多种名称。耶稣诞辰被称为外国(西方)同志，这反映了“中国同志”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通中国人用本土冬至节来观察这个西国宗教节日。
中国的冬至节在农历上不是固定的，但耶稣诞辰是在没有闰年的那一年，中国同志三天后用中国人的历法知识固定的。这个外国节日是追随中国同志的，在不信教的中国人眼里，很容易被看作外国人的冬至节。《申报》在日报第一论中解释说，“外国同志”一词是因为中国人不理解中西历法的差异，特别强调当天是“他国耶稣在世日，西人节气是最重要的”。否认外国有同志，斥责说“外国同志以中国同志为标准，最迟三天定为节日”这样的主张“好像真的不认为”。此后，《申报》也多次反驳“外国同志”一词，认为“俚语谚语是荒谬的”。
除了时间相邻之外，这也是放假和裁军的中国人把耶稣诞生称为外国同志的原因。同志在中国是热闹的庆祝节。这是“同志的开始，仁主和臣子们左右享受5天，天下大众、家家享受5天，迎接日子的礼节”。《清嘉录》对苏南一带的同志习俗描述如下。
军人(指苏州人)最重的冬至庆典。第一天，亲朋好友分别用食物喂食，提筐，提箱子，泛滥，俗称“同志版”。庆典前一天晚上，俗称“冬至夜”，是晚上，人们更快地喝燕子，称之为“绝酒”。女人嫁回家的人必须回女婿家。房子没有大小，所以一定会有食物优先，其间会有人升起祖先的遗骸。有句俗语说：“同志如太阳”，因为祭范疑问加在上节上。
对《申报》旅西人家庭庆祝“外国同志”也有类似的描述。
首先，各西人使用冬季的青青、百叶溪作为花门，房间内装饰辉煌，争先恐后地炫耀。届时，初代的宾燕饮料，一日晚欢，木炭环绕火炉，飞蜗牛盛宴，醉酒的月亮，暂时抛下尘雾洗女人心。各家店铺更加华丽，展现了排场，特别是以福利为眼睛和耳朵，走进其中，感受到了10色的五光，陆地闪闪发光。凡龙物，食物，绫罗，丝绸，锦绣，黄金。
银，以及珊瑚木难之瑰奇，锦贝文犀之美丽，如入波斯之域，令人目眩神摇。平时送货至买主家，悉用高大马车载运，兹以五色颜料就车上写吉利语，以表祝忱，更令出店马夫穿五色衣，戴假面具，高坐车上，若演戏然。从场面上看，“外国冬至”的庆贺节仪确实与中国冬至相近。
按照中国人对冬至日的理解，这一天寒气已极，是阴阳易气之时，阳气开始上升，所以应该庆贺，故冬至这一天，商旅不行，官民一律停业庆贺，朝廷则有正规的朝贺典礼。《申报》对冬至朝贺也非常重视。1874年冬至这一天（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申报》有如下报道：
今日节届冬至，凡在京文武各大官俱朝服入贺，故本埠自道宪以次亦俱赴西门内万寿宫行礼，其英法两租界之会审衙门，所有日常案件俱暂停一日，以昭敬谨之意云。
此后，《申报》每年都报道冬至朝贺并停公的消息。从历年报道中得知，上海道、县各属官员一般在冬至晨五鼓齐诣西门内万寿宫举行朝贺礼，先期有牌示，同时知照租界当局停止公共公廨谳案一日。《申报》每年报道耶稣诞辰，也必细述西国机构（如领事衙门、银行）以及海关、会审公廨的休息日安排，从放假来看，“外国冬至”与中国冬至是一样的。《申报》每年报道冬至消息大多用《令节停公》、《令节停讯》之类的小标题，与报道耶稣诞辰最常见的新闻标题《西节停公》、《西节停讯》几乎一样，有的年份，冬至节与耶稣诞辰的停公消息在同一版面上前后并列，更可见两节的紧密关系。
“中国冬至节在圣诞节前二日或三日，年年如此。它的外表节目有许多与圣诞节相同，就是冬尽春回冬至一阳生等等，一部分意义和习俗也有相同之点。所以圣诞节一传到中国，就被称为‘外国冬至’了。”
从《申报》的报道来看，这个观察大致不差。一中一外两个“冬至”，在清末尚处于“你过你的节，我过我的节”的状态，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你过你的节，我也过你的节”情况，中国冬至也因此在像上海这样越来越现代化的都市中渐趋式微了。
民国肇始改从阳历，阴历年、节不被官方重视，甚至不准民间过年。大概由于这个原因，1912年和1913年的冬至，《申报》没有相关消息。自1914年起，由于袁世凯尊孔复古，北京政府正式定农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为四节，并在这一年冬至举行了民国第一次祭天礼。1915年冬至前，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接近高潮，有人建议袁世凯在冬至节这一天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建议虽然因时间仓促而没有被采纳，但是冬至却与袁世凯称帝扯上了关系。其实，冬至古代本也是与君王直接相关的一个日子，明清两代更是国家三大盛典之一，朝廷的庆典与民间的冬至活动并无关系。虽然官、民同过冬至节，但是，这个节日在官方实际上就是向皇帝（清末还有太后）朝贺的日子。冬至这天，天子祭天，官员向皇帝行礼，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中国冬至事实上分为官、民两种过节方式。也因为这样，官方的冬至节仪会随着政权的更迭发生变化，如清代的朝贺礼，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变成了全国性的官方祭天礼，袁世凯死后再不见举行。虽然冬至曾被北洋政府正式命名为“中华民国冬至节”,准予放假以示庆贺，但是国民党掌权之后很快便扫除一切旧节俗，官方也再无冬至节礼。民间冬至礼俗虽然保留下来，但是缺少了官方提供的仪式感，甚至在官方不许过旧节的禁令下，报刊对冬至的报道也就淡化了。从1927年开始，《申报》再也没有专门报道冬至的新闻。
欢乐、狂欢的“圣诞节”
耶稣诞辰纪念的世俗化，与教会组织自身的改变有关。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世俗化努力最见成效，它所举办的耶稣诞辰纪念活动，宗教意味并不显著。1913年平安夜，青年会请费吴生演说热度之升降，并当场用各种电机做试验，演示给大家看。1915年耶诞前两晚，青年会在四川路总部连演文明新剧《基督与世界万国之关系》，内容与宗教有关，而形式则是世俗的新式戏剧。1917年12月23日，青年会夜校的耶稣圣诞庆祝会与冬季学生同乐会合并在一起，来宾多达七百余人。同乐会除了演讲“耶稣圣诞为世界最快乐之日”的道理之外，还请人演奏丝竹国乐，并演滑稽新剧，又有“圣诞老人”与校长一起分发礼物，最后才是演出耶稣圣迹故事。1922年平安夜，青年会的演出单中有新旧戏剧、音乐、滩簧以及各种游艺，而且活动也移到了城内的九亩地新舞台，这已经很像是普通单位的迎新游艺会了。
清末上海较大规模的弥撒活动一般都在教堂举行，从《申报》的报道看，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民国以后的教堂庆贺有了新的变化，1913年慕尔堂的欢祝耶稣降生大会虽然以《圣经》与唱诗为主，但是已经添加了钢琴独奏、双人小提琴合奏，牧师演说寓言一则，竟然“滑稽可喜，合座为之粲然”。天安堂在1915年12月24日一早举行“圣诞节同乐会”，除了宗教演说之外，还安排了幻术和滑稽表演，另有茶点供应。庆祝活动也越来越社会化，教会组织经常在圣诞前后组织慈善活动，教会学校也加入庆祝行列。
进入20世纪20年代，圣诞庆祝活动已经越出教会组织和西人社群，成为上海人普遍参与的一个欢乐的节日。诚如青年会的吉尔达所言，圣诞老人“往昔只临泰西各地，近乃欣然与中华人士相接，其所得之待遇，日形隆盛而新奇”。由于中国人参与圣诞盛典的热情极高，而各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形式“较往昔更为新颖而繁多”，青年会的干事费吴生便专门制作了上海各教堂和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安排，以供市民按图索骥参加活动。吉尔达特别提到，并不属于教会的南洋公学和复旦学校的学生，竟然自行举办圣诞庆祝活动，被认为是破天荒之举。由于圣诞庆贺影响到中国、印度、日本等国，“所以基督圣诞四个字，似乎已经弥漫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心坎，真可称得起‘普天同庆’了”。西方庆祝耶诞的一些民俗也渐渐传到东方来了，比如“圣诞礼盒”（Christmas Box）、“圣诞树”（Christmas Tree）、“圣诞叟”（Santa Claus）和“圣诞片”（Christmas Card）等等，非基督徒起而效仿，圣诞卡尤其流行，人们“纷纷以圣诞卡片分赠亲友者，其言曰‘愿尔有快乐之耶稣圣诞节’（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或有加言‘愿尔有安乐之新年’（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SantaClaus”则逐渐成了圣诞节的标志。《申报》第一次提及“圣诞老人”是1917年12月25日《青年会夜校开会记》一文，此后也称“圣诞老翁”、“圣诞叟”、“圣诞老”、“散克特老师”、“圣诞老公公”，20年代末以后，除了“圣诞老公公”偶尔一见，基本上都叫做“圣诞老人”。头戴长帽、一把大胡子、身材矮胖、笑眯眯的圣诞老人形象也被画图绘影印于报端。1920年的“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就以圣诞老人的形象作为刊头画，1922年的“申报耶稣圣诞增刊”（THE SHUNPAO CHRISTMAS EDITION）刊头右首也是圣诞老人形象，这一年的这个形象几乎成了此后《申报》广告中所有圣诞老人形象的模板。30年代以后，圣诞老人已近成了圣诞节的“形象代言人”，大量的冬节和圣诞礼品用他作为广告形象。这个给人们带来礼物、欢乐的圣诞老人也成了圣诞节“欢乐化”的象征。事实上，至少在上海这个地方，圣诞节确已从一个宗教节日演化成了一个快乐乃至狂欢的节日。
民国初年，耶稣诞辰庆祝活动世俗化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庆祝活动越来越“欢乐化”，许多教堂或教会机构举办的庆祝会都有“同乐会”之目。1913年，慕尔堂的庆祝会叫做“欢祝大会”，整个活动的报道中充满了欢乐的字眼，如寓言演说因滑稽而“合座为之粲然”，小提琴演奏则使“闻者若有置身天国之乐”，最后是“尽欢而散”，“是日男女老幼皆眉飞色舞，笑容可掬，花香衣彩，益足以表现众信徒清洁优美之思想也”。在1917年青年会夜校所开之“冬季学生同乐会”上，《进步杂志》主笔胡玉峰特别阐述了圣诞节快乐之旨，认为“耶稣圣诞为世界最快乐之日，故本校今晚开会实有无穷之乐”，希望同学们“共喻耶稣降生之理，得以用乐其乐云云”。20年代以后，耶稣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以欢乐为主题的节日。
一个宗教节日何以能如此欢乐？美国圣公会汉口主教吴德施认为，基督福音可使尘世间的悲苦困难顿归烟消云散，“而心灵中欢欣愉快之情，将油然而生，勃然以发。是耶稣诞日虽逢诸今日，而欢乐庆贺，自不将因之泯灭而末由泄露也”。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圣诞的精神就是“对人类表示美好意愿以及和平”，“使能一年来日日有圣诞节，则此世界可称快乐世界矣”。
把圣诞节解释为和平与快乐的节日，也许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在《申报》总编辑陈冷眼中，耶稣是一个和平使者，他的降生是和平的纪念日，和平之纪念日，自然“亲爱而和乐”。八年以后，陈冷再次撰文论耶稣圣诞快乐之原因，仍然认为这是由于耶教“和平而快乐”的精神所致，每到圣诞节——
男女儿童，莫不欣喜；亲朋戚友，莫不酬赠。家家有花树，处处闻笑谈；工商辍业以出游，学子休息以寻乐。苟入耶教之国，无一不如是；苟信耶稣之人，无一不如是。即在大战之中，亦且于沟垒之间，互相欢赠而乐宴，是诚所谓和平与快乐之大表示也。盖惟快乐而后能和平，亦惟和平而后快乐。
民初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耶稣圣诞则如此和平而快乐，与圣诞节的快乐相比，国人因屡遭动荡政局而“日据愁城，无快乐之境遇，更无庆祝之闲情”。遇此西国佳节，难免要感叹“同居一球，何苦乐之不同，竟若是哉”！《申报》之所以特意出版耶稣圣诞特刊或增刊，或许与当时的民众厌恶战乱并向往和平与快乐的心理有关。《申报》“自由谈”主编周瘦鹃在谈及为何刊发“耶稣圣诞特刊”时曾特别指出：
五年间的欧洲大战，十年来的中国内乱，民生凋敝，血和泪差不多已流作河、灌成海了。……要使世界以后免去战乱，达于大同之域，惟有借重耶稣基督的主张，群策群力的向着“和平”“博爱”四个字上去做。
周瘦鹃强调自己并非基督徒，因为信仰耶稣“和平”“博爱”的精神才特地出这耶稣圣诞特刊。
“博爱”“和平”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至少耶教徒是这么认为的，“快乐”则是西方圣诞节民俗的主题，这与中国冬至既有祭天、祭祖的肃穆，也有走亲访友、相聚欢宴一样。尽管《申报》编者刊发许多有关耶稣圣诞的文章，主要是倡导基督的博爱与和平精神，其次才是随着博爱、和平而来的欢乐，但是，耶稣圣诞节所带来的快乐，很快便溢出并超越了其宗教精神内涵。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受到国民党掌权之后一度非常强势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影响，《申报》关于圣诞的报道和文章急剧减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上海人就不过圣诞节了，也不表明圣诞节不再热闹欢乐。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申报》上的圣诞广告仍较多，有时甚至是头版整版广告，也有专门的圣诞礼品专栏广告。1934年圣诞节，上海的商店橱窗内仍布置了极优美之圣诞风景，圣诞大餐也特别丰富，舞场则通宵营业，舞客倍增，圣诞老人也仍见于各色商业广告之中。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江浙一带避难租界的人纷至沓来，造成人口膨胀，市面畸形繁荣，而南京政府的政治影响不再那么有效，《申报》对圣诞节的关注又变得十分热闹，似乎战争时期的人们需要加倍的欢乐以忘却悲苦，耶稣圣诞节也就常被称为“狂欢节”。
1938年圣诞节时，有人就认定“耶稣圣诞在西方各国是一个狂欢的节日”。男女老少，不分贫富，都得在各种程度上表示“热烈”“狂欢”，所以，上海“为着国际的渲染，也早已不能例外”。这种狂欢完全抛弃了基督的精神，上海人尤其如此，“只要抓住了可以热情刺激和尽情享乐的机会，便随波逐浪地盲从凑热闹，正不必追问其所以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租界也被日本人控制，但是每逢耶稣圣诞节，上海人仍旧如痴如醉地狂欢庆贺，以至于“附逆”了的《申报》也看不下去：“昨晚是耶稣圣诞之夜，整个上海的享乐场所，都为之疯狂竟夕，狂欢之辈，竟忘了处身什么时代。”这是1943年12月25日“本报调查”新闻中的责问，报道把“享乐场所”圣诞夜的消费价格一一列举，描绘了“狂欢之辈”趋之若鹜的情形，并配以短评，对那些“狂欢之辈”如此狂欢享乐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然而，上海人的圣诞狂欢似乎并不因统治者的变化而改变，此前如此，此后也是如此，直到《申报》停刊的那一年。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更多了一个狂欢的理由，“大家似乎比往年加倍的兴奋些，购办礼物，计划宴会，来大大的狂欢一下”。尽管和从前比起来仍将逊色不少。1946年的圣诞节，上海警察局因冬防需要禁止通宵跳舞，但是仍有许多人在午夜之后狂欢。
“首都”南京也在最高领导人的表率下共庆圣诞节。1948年的圣诞节是近代上海最后一个“狂欢节”，虽然前方战事正酣，经济亦复萧条，但是上海人依旧“展开了冬季的狂欢”。
“土圣诞”不敌“洋圣诞”
“说来奇怪，自从有了‘外国冬至’以后，原有的中国冬至便从此淹没不彰，每一个中国冬至都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而每一个‘外国冬至’却没有一个不是狂欢的日子。”这是一个学堂出身的作者的亲身感受。20年代以后，冠名为“冬至节礼”、“冬至礼品”、“冬节礼品”之类的广告更大量使用圣诞老人形象，有一则雪茄广告竟然是这样写的：“圣诞老人说———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就是———球宝牌、绿树牌”，中、外冬至已经不分彼此了。
《申报》曾在1939年12月１7日出版过“星期增刊·冬节专号”，而里面所刊文章全都有关圣诞节，并无冬至的内容，而“冬节”原本是中国冬至节的简称，清末民初的《申报》新闻中也一直在使用。不过，冬至或冬节之名还只能算是部分被“外国冬至”侵占，毕竟中国人还在过冬至节，“圣诞节”这个中国古已有之的称谓却实实在在地被耶稣专享了。
“圣诞”和“圣诞节”自古以来就是各路神、仙生日的尊号，如西王母、佛祖、观音、文昌帝君、张道陵乃至武圣人关公等等，自唐明皇诞日建节以后，历代帝、后的生日也有此称。帝制不再，帝、后圣诞自然消失，各路神仙仍被称为“圣诞”，但是仅限于庙宇香客。当然，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偶尔也享有“圣诞”之称。孔圣诞辰在民国元年被定为公历10月17日，1913年又恢复为传统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1934年，南京政府正式确定公历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虽然也曾有“大成节”、“圣节”、“圣诞节”之称，国民党掌权以后则一直沿用“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则充满着政治意味，完全是官样文章。
耶稣圣诞在崇洋的现代都市人眼中，是与圣诞老人、圣诞贺卡、圣诞大餐、圣诞舞会、圣诞电影、圣诞礼物这些洋派玩意合为一体的狂欢节，符合一般人享乐的要求，体现的是趋新求异的现代市民精神，是政治权力很难阻挡的世俗力量。所以，就在1934年国民党第一次隆重庆祝孔子诞辰的那年冬天，不仅在上海，全国到处在热闹地庆祝耶稣圣诞，“但闻甲曰圣诞，乙亦曰圣诞，新闻曰圣诞，杂志亦曰圣诞，圣诞圣诞之声，直充于宇宙之间”。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吴贯因由此感慨道：“回忆童年，一言圣诞二字，人人皆知在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今也外国本位文化，步步进逼，土圣人竟为洋圣人所打倒，于是圣诞日期，遂由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移至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矣。”他认为，土、洋“圣诞”的消长，是“外国本位文化”压倒“中国本位文化”的一个缩影。另一位文化名人吴承仕看到中国人热衷于过圣诞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既不是耶稣教徒，为什么不标明耶稣圣诞，而只说‘圣诞’？为什么当孔子生日时候，不大声嚷嚷着‘圣诞’，而且也不敢说孔子圣诞？”这确实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他自己给出了答案：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圣诞节”是半殖民地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二是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社会滋生出一部分力量，“用这基础而发生‘圣诞商品’的需要，用这需要而到处见到各色各样的广告。于是形成了我们心中的‘圣诞节’”。关于第一点，吴承仕认为，“圣诞节”这三个字是染着中国这个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换言之，耶稣圣诞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压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族主义特别高涨的时代，在20年代强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耶稣圣诞节自然是民族主义者攻击的一个焦点。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非基督教运动”在行动上更显猛进。全国学生总会于这年７月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学生总会决议案》，规定的几项运动中第一项就是针对耶稣诞辰的：
本会规定耶稣诞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后一个星期（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为反基督教周。每值此周，于每个基督教征求教徒的时候，各地学联会及学生会应号召群众，作种种反对基督教运动；务使各地反基督教运动，向积极反帝国主义方面前进。……并印制反基督教的美术卡片，以代耶稣节各种卡片之用。
耶稣、耶教虽遭围剿，吊诡的是，围剿者似乎对“圣诞节”一词没有异议。全国学生总会在1925年发行《反基督教》小册子的广告中说：“兹逢耶稣圣诞，我们特刊行这本小册子，作我们赠给全国青年的‘圣诞节的礼物’。”“圣诞节的礼物”虽有讽刺意味，“兹逢耶稣圣诞”怎么看也如“兹逢佳节”一样，没有负面的意思。1926年12月25日《民国日报》“觉悟·非基督运动特刊”上有一篇《反对基督教》的文章，最后高喊“打倒基督教！反对文化侵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打倒帝国主义！”落款却是“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前五天于上海大学”。次日的《民国日报》头版有一则《非基督教旬刊·圣诞特刊》的出版广告，既然是“非基督教”刊物的特刊，为何不用“反耶诞特刊”之类的名称，而要用“圣诞特刊”之名？《民国日报》1928年12月23日有一篇文章，对复旦大学女生的晚间祈祷活动以极为丑化的方式加以抨击，但是题目却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先锋队———圣诞节复大女生午夜祈祷》，题目歧义不说，也视“圣诞节”三个字为当然。从这些例子中“名”、“实”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从20年代开始，即使在反对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圣诞节”也是一个固定的节名，是专属于耶稣的节名。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极少再出现圣诞狂欢活动。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曾刊登诗歌为斯大林祝寿，诗称：“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你诞生的日子/是全世界人民的‘圣诞节’。”朝鲜战争期间，因麦克阿瑟曾宣称要在两星期内结束战斗，让美军能“回家过圣诞节”，《人民日报》也在1951、1952年的圣诞节前后，针锋相对地发起一系列以圣诞节为题材的宣传攻势，嘲笑麦克阿瑟的狂言破产。
仅就《人民日报》而言，在1950-1980年间，其关于圣诞节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圣诞期间，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故和死亡人数。如1950年报道称：“美国学生吃喝嫖赌，圣诞节死人一万八千。”1957年报道称：“在圣诞节假期里，美国因为各种意外事故而死亡的达八百八十三人。”1960年报道称：“在圣诞节三天内，美国因各种事故共死亡六百四十七人。”直到1981年，还可以见到类似的报道：“在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圣诞节那天发现有15个老年人冻死在自己家里。”
二是借圣诞节之机，报道西方民众的悲惨生活。如1963年《圣诞节快乐？！》一文称：在英国，“有一千万人的收入每周不到十镑，房租、所得税和医疗统筹费还要扣除一半以上……有六百万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五十多万失业者，五万多没有父母的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在伦敦就有五千。”
三是批评西方国家把圣诞节变成了“购物节”。如1960年的《圣诞老人和索债者》一文，批评美国的资本家，为了“让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中每人都多买些节日用品”、“从他们身上挤出更多的油水”，发明了“分期付款的圣诞节”，以至于“让慈祥和蔼的圣诞老人成为穷凶极恶的索债者。”1963年的《圣诞快乐》一文，批评英国的资本家让圣诞节变质，“对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结清一年的所得和趁机捞取新的利润。”
随着改革开放及中国同西方关系的好转，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日报》上关于圣诞节的报道趋于正面。此后，民间过圣诞节的风气渐起，并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影响日广。《人民日报》也有了另一种对圣诞节的“反思”，如1993年刊文《海外华人的圣诞困惑》，质疑“为什么……佛陀、孔子、老子、张道陵等人的生日就不是‘圣诞’？”2006年刊文《年轻人为何热衷圣诞节》，对“一些人对圣诞节热衷，而对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有所冷淡”的现象“感到忧心”。2015年刊文《过洋节带给我们的思考》，号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节日”。
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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