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战队地图的研究和利用也是无穷无尽的。这相当于明代罗红将元代朱砂本的单幅地图《舆地图》改造成地图集《广舆图》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学士研究可追溯到1911年多莫丽在《地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梳理了河大以后的中国地图学史，提出用西方近代地图学方法研究中国地图。以这一年为现代中国地图史研究的开端，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下面笔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第一，开始的时间。陶茂利后不久，学者们对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研究陆续展开，如《禹贡》半月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地图学史研究的强烈兴趣，发表了多篇论文进行了讨论。这条路是蓝股的开拓阶段，从近代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地图学史，集中研究了少数与中西交通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地图，如利马洞世界地图等。

第二，建立学科体系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地图史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王勇《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58年)系统地叙述了从原始地图到近代地图测绘的中国地图学发展过程，奠定了后来研究的基础和范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配角图》、《魔王堆图》、《马坦图》等相继出土，提供了早期地图的实物证据，为指导史研究发挥了推动作用，掀起了研究热潮。

第三，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在赵万楼、郑锡黄、李晓聪、王前进、华林宝等学者和各收藏品单位的努力下，国内外收藏品机构的旧地图以目录、地图集、展帖的形式陆续发布。近年来，各地出版旧地图集或编写历史地图集时，也会收录当地的古代地图，民国时期地图史的研究文献也会被撰写出版。在此基础上，指导史研究迅速发展，论题明显增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古籍指导为对象的中文论文超过60篇，2010年以前每年约有10多篇。关于利用古代地图作为史料进行研究的论著也逐年增加，对城市史、中外通史、边疆史、海洋史等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例如最近发表的牛津大学的《谢尔顿地图》等。国家和学术界的重视度也明显提高。进入2010年以来，以古代地图研究为主题的社科基金项目数量也呈增加趋势，更多的主要课题有“《地图学史》翻译工程”(2014年)、“外国绘制的近代中国城市地图整合与研究”(学术会议方面，从201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博物馆、复旦)。

关于中国指导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有以下几点想法，希望学界同事们予以批评。

第一，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目前，中国地图史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个是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说是“科学途径”，重点是从现有地图和文献记录中提取技术进步的线索。另一个是从思想、文化甚至艺术的角度进行研究，似乎质疑吕程国从《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向数字化或量化中国古代地图的方向不断发展的理念。女贞国实际上没有构建自己咨询的中国指导史体系，但促进了学术界的反思。成一农在《“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也对“科学途径”的支柱命题“制度肉体”和“计划里的规划师”提出了质疑，主张要重新构建中国地图史。

笔者认为，思想史不仅是少数思想家或著作的编织，指导史也不可能是少数人选择的指导的延误。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现有的大量中国古代地图进行广泛的研究，就会发现大多数地图，特别是画册地图都是由特定的人画的，描述特定的对象，表达特定的内容，给特定的人看，因此，其表达方法也是以认为最适合表达的方式来表达的。李晓聪《古代地图的启示》 (《读书》)

查看世界地图学史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没有开发用于经纬仪投影的科学地图体系，大部分是通过土地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来表达地理情况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也早就产生了支援学说，但托勒密在《地理学》介绍了使用投影绘制世界地图的技术。但是，至今保存的很多地图都没有使用投影测量法。比如被认为绘制于公元4世纪的《波伊廷格地图（Peutinger Table）》，今天看到的13世纪的抄本也用象形符号表示地理特征，图片之间的距离用文字标注表示，没有统一的比例尺。表现中世纪《不列颠地图（Matthew Paris’s Map of Britain）》 《高夫地图（Gough Map）》等大地区的地图和表现城市等小地区的地图也经常如此。直到大航海时代以后，经纬仪投影测量才成为西方绘制各种地图的主流。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标准统一中，在可以合并和推广分割投影映射系统之前，大多数古代地图都是特定的，中国也不例外。大卫亚设，根据。(Northern Exposure)

天下舆图总折》和《萝图荟萃》和今天所见的古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由西方传教士主持用西法测绘地图的同时及其后，各地仍在绘制传统地图，即使到了20世纪末，中法两国勘定广西中越边界以近代实测地形图为准，但清朝主持勘界的官员蔡希邠仍自行绘制传统地图以记录此次勘界（见周长山《中法陆路勘界与<广西中越全界之图>》，《历史地理》第31辑），由此亦可证中国古代地图特定性传统之深厚。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笔者以为，只有在将大量现存古地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当时的地理认识、绘画技法等因素进行细致研究之后，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了解和再现具有不同目的、功能的地图的绘制与表现场景，才能摆脱过去以少数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地图为主体的叙事途径，更全面地呈现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和使用的全貌，还原地图史的情景。与前辈学者受限于材料，只能多从传世文献中搜集资料相比，得益于大量古地图图像的公布，更加细致的研究亦是这一时代学术研究发展应有之义。

二、继续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古旧地图搜集、整理和编目工作。由于地图的绘制、保存、复制难度均高于普通书籍，所以古代地图多已亡佚，在流散过程中也往往与原档案或原系列地图分离，虽然现在已披露很多珍品地图，但仍有诸多收藏单位的藏品并未公开，甚至连可用的目录都付诸阙如，所以学界无从把握现存古地图的全貌，更在研究单幅地图时往往无法明确其在地图史上的定位。如果海内外各收藏单位可以编制“中国古旧地图联合目录”，将对学术研究产生极大裨益。

三、古代地图绘制群体和小传统的梳理。中国古代地图的个别性，决定了未必有统一的测绘手段或行为，可能既有如《海岛算经》般的数学计算，也有如石涛论画所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式的简单踏勘或凭借经验记忆；既有如《广舆图》般以简洁的地图语言呈现，也有利用图说注记增补地理信息；也就是海野一隆在《地图的文化史》中所提出的“多系并存”现象。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地图存在一些小传统，比如不同机构绘制的区域地图、河工地图、军事地图、路程图等，但这些地图传统之间往往彼此相差较大，而且不同地理单元或层级的地图不能拼合，说明在当时很可能存在不同的绘制者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和小传统的技术如何传承，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技术的交流，应是研究地图史的重要切入点。

四、测绘史与现存古地图之间关系的研究。古地图虽然可以挖掘出多个学科的价值，但测绘史是其重要学科属性这一点毋庸置疑。地图的测绘，是人类对地理空间进行认识、测量、重组，并用特定符号在平面上呈现的过程，地图是测绘活动的结果，彼此之间密不可分，文献中所记载的测绘技术已有很充分的研究，那么这些测绘技术应用到哪些地图上，如何应用，现存古地图又是用何种测绘方式制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地图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五、将中国地图史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将中国古代地图与各个地区（而非仅仅西欧地区）的地图传统进行比较，以切实把握中国地图传统的特色与贡献。

最后，古地图研究之所以呈现不同方法取径，恰是因为其与历史学、地理学、测绘学、乃至文化艺术等学科的密切联系。应充分展现古地图对不同学科研究的价值，大力推进从多种角度对古地图的研究，进而更全面地把握本就具备多重维度的中国地图史面貌。

作者：孙靖国，原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