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相关(前右4)与家人合影。

熊越智

近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刻、持续变化的时代，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流动的横向和纵向渠道、人们的知识来源、知识结构、人们的伦理观念、价值观都处于快速波动之中。面对这样的变局，介于其间的个人，为什么选择自己的住处，为什么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为什么适应自己的行为方式？为什么有些人顺应时代成为时代的湿气，有些人残存，四面碰撞是可能的？这是整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每个人面临的迫切问题。

郑贞恩(1842-1921)一生都处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这是在工作的发展路径、治学、修炼等方面相当成功的人。对时代变化有敏锐觉悟的人，适当选择自己的事业发展道路，适应自己的行为方式的人，善于阅读有字的书的人，善于阅读没有字的书的人，在中华文化中产生的聪明人，很难得到

发展道路，相犹兼业

贞观在80年的职业生涯中决定他一生功劳的重要时期是他去上海后的头24年，即1858-1882年。

幼年时期父亲郑文瑞为郑贞应设计的发展路径是那个时代年轻人常走的路径：读书-过去-官职。郑文瑞本来是读书人，想必也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不顺利，然后在家乡建立弟子。他得章程走过去的路是顺理成章的事。17岁的时候，贞观参加了儿童考试，登上了科举考试的第一个台阶，结果没有出来。第一次应试美中很正常，在那个时代，3点、4点美中也很常见。但是章程没有通过考试后，父亲没有要求儿子继续报考，而是换了现场去上海学习做生意。

郑文瑞为什么不坚持让儿子继续走过去的路？他本人似乎对科举不太感兴趣，可能觉得郑观应的素质不适合科举考试，家乡的很多人做生意、买断的影响，也可能觉得做生意更有发展前景，兼而有之。郑文瑞本人是比较通达的人。他认为子女的正确发展途径，读书是第一位的，第二个生意是生意，但生意不忘读书。所谓“子女的读书很不一样。也就是说，这是生命的买卖，不能废除。他称赞古人“学者以治生为薪”的观点，不赞成不考虑自己的天赋和生存环境而进行科举考试的独木桥。

人生道路途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也就是放弃科举考试去惯常商，主要是出于父亲的主张，那么去上海的道路主要是郑观应自己走的。 他到达上海的那一年，17岁，按照传统，正是从15支学向20支学过渡的阶段，也是少年进入青年的阶段，也是人生观形成的阶段。

上海头24年，郑观应的精力主要投入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做生意。公司章程可以概括为信德洋行习商、宝顺洋行党买卖、生商茶栈通史、共同经营公平轮船公司、参与创立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械直炮部署等企业都是生意一路。贞观做生意很成功。到1882年为止，他有多少资产还不得而知，但从他投资那么多企业来看，李鸿章被要求把其事迹列在当地的时候，尤其是为了对救灾灾害作出重要贡献时，其资产会相当可观。(另一方面，“资产”。)(另一方面，“资产”也是“资产”。)

第二是读书。内容有三种：一种是英语。信德阳行习奖期间，他跟随叔父郑正江学习英语。在保顺阳行期间，曾在电影书馆夜校向傅兰雅学习过英语。电影图书馆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业余英语学校，1865年开设，设在石路(今天福建中路)，每月学费为52两。第二，站着。当时上海是书书汇集的地方，以前墨海图书馆出版的书书还在流通，新的书学知识大量涌入。江南制造局翻译官、首都东门馆新刊站、传教士出版的《教会新报》(后刊《万国公报》)、《上海新报》 《申报》中刊载的新学问，以及第三贞观在到达上海之前已经研究了很多中国典籍，到达上海后，他研究了很多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

第三是著述。立言本应重视儒家传统，贞观应先编辑《道言精义》 《陶斋志果》等书，再写《救时揭要》 《易言》等书，直接介入市政事务的讨论。对时事问题的兴趣和讨论导致了他今后名著《盛世危言》的诞生。

四、救济和捐赠。19世纪70年代末，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因此，公司章程不得不捐款巨款，组织救灾活动。为了挽救山西的灾难，他和京元善等人成立了救助公所，把办公室放在自己家里，按照母亲的遗言，将积累的1000两银子捐赠给了直隶救济。适逢救灾，郑冠英的资金必须捐赠医生、道教头衔。奉献使贞观获得绅士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他过去没有功名的缺点，为他与官绅的交往提供了便利。 (以英语发言)。

澳门2002

郑观应的精力财力投放方式，有其过人之处。众所周知，近代早期上海买办，多为广东人，莫仕扬、郑廷江、曾寄圃、徐荣村、徐润、唐廷植、唐廷枢、唐瑞芝、唐国泰、杨桂轩……一长串的买办名单，构成广东籍的买办群体，用王韬的话，即上海买办 “半皆粤人为之”。郑观应如果单是当买办，经商，并不突出，但他在经商、读书、著述、赈灾四方面齐头并进，综合优势就是别人不可相比的。经商是聚财，赈灾、捐纳是散财，光聚不散，便成守财奴。郑观应恰当地处理好聚财与散财的关系，使其财富在人生意义中发挥了更大的更多方面的效益。读书是蓄才，著述是亮才，光蓄不亮，无以赢得名声与地位。郑观应成功地将求利与求义、蓄才与亮才、求利与求名结合起来，即其所谓“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1882年以后，他被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看中、提拔，先后走到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多家洋务企业的领导岗位上；他能与盛宣怀、经元善、谢家福等江浙绅商建立深厚的友谊，建立起对日后发展极为有用的人脉关系，就与他兼通中西的综合实力、亦商亦儒的复合身份有关。

治学路径，中西兼习

“经书烂熟方西学，博古通今事大贤”，这是郑观应《训子》诗中的两句，也可以看作是他夫子自道。郑观应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学习的内容不分中西，中西兼习。

从《易言》、《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后编》中，从《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可以看出他的传统学问的功底相当厚实，不但对四书五经能纯熟地引用，而且时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汉唐至明清诸名家的著作。他对于道家著作的研究，对于传统强身医术的熟悉，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准。至于西学，前已述及，他相当留心阅读西学书籍，这从《盛世危言》中对西书的广泛征引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与传播西学的李提摩太，与通晓西学的容闳、王韬、何启、胡礼垣、伍廷芳、陈炽等人有广泛交往，在著述中时常引用欧美哲人名言，自称：“涉足孔孟之庭，究心欧美之学。方言略晓，漫诩通才。” “究心”二字，并非自夸，是他认真研究西学的写实。

郑观应对西学的关注，是长期坚持不懈的。民国年间，他与陈省三通信，讨论中国时局，多处引用《密勒氏评论报》所载美国韦罗贝博士关于中国时局的演说内容；晚年在致子弟信中，多处引用美国、英国、德国哲人语录，甚至在《新解老序》这样比较纯粹的学术序言中，他还道及西人最新的关于佛、老之学的研究成果。

西学资源，在郑观应那里，不只是富国强国之学，也是强身之学。他曾经将中外卫生方面的知识，汇编为《中外卫生要旨》一书，认为西人在卫生方面有许多可采之处。

修身路径，儒道兼修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大资源，两千年来一直在发生重要影响，即儒家与道家，一刚劲有为，一清净无为，一进取，一退避，一入世，一出世。这两大资源，相互补充，对许多人产生过影响。进而为儒，退而近道，是支撑许多传统官绅进退的文化资源，最典型的是苏东坡。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文化资源，在一般士人那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交替发生作用的，仕途得意，则奋发进取，仕途失意，则归隐山林，但在郑观应身上，则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同时发生影响，直到老年。

郑观应与道家的因缘，在于他自幼体弱多病。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中，道家在治病强身方面，资源最为丰富。这是郑观应走近道家的最初原因。道家思想本自成体系，治病强身与避世自保、出世成仙源于同理，郑观应在接受其治病强身理念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那些避世自保、出世成仙的观念。他在搏击商场、尽职官场、身体强健时，其心灵深处起作用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资源，在他商场失意或体弱多病时，道家的文化资源就不知不觉地占了上风，浸润着他的心灵。特别是晚年，他对道教的信仰已进入痴迷状态。

传统时代，儒、释、道三大教中，道教被认为是中下层人信仰的宗教，一般读书人不大会公开宣称自己信仰道教。郑观应则不然，他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他信道、修道，受到家人指责，友朋引为笑柄，但他不为所动，笑骂由人，自己信仰如故。这说明他对道教确实有不同于凡俗的理解，说明他在信仰方面不人云亦云。

后人论及郑观应对道教的信仰，正面评价少而负面评价多，这不足为奇。从唯物论立场来看，所谓阳神、阴神、金丹、关窍、华池、炉鼎、性命双休、长生不老之类，简直迷信之至，愚不可及！但是，道家思想、道教信仰，在郑观应生命系统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作用也不全是负面的。在为善积德一面，已有学者论及，在德性修养方面，它为郑观应在商场受挫、官场不顺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避风港，使他不至于在挫折、困境中一蹶不振。郑观应一生，自称遇到“七险九难”，在与无能无德的彭汝琮共事问题上，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费亏空问题上，在太古洋行因替人担保受累而被拘捕的问题上，在受到上海小报《苏报》恶意毁谤问题上，郑观应都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猝然临之，无力招架，以致身心交瘁， “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但是，他都没有因此倒下。郑观应的性格中，本有耿直、刚烈、不随流俗、嫉恶如仇的一面，依着他的天性，在那些场景下，他会拍案而起，据理抗争，乃至玉碎珠沉，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退避忍让，甚至代人受过，最后都挺了过来。“忍”的功夫，将郑观应性格中的耿直刚烈转化为宏毅坚韧。郑观应晚年将陈白沙、尹和靖、富弻、曾国藩等先哲关于“忍”在人生修炼中的重要性的语录抄示子弟，谆谆告诫他们，要学会“忍”字，称自己一生“命途多舛，惟有忍耐顺受之而已”。

如果将郑观应的人生事功发展路径、治学路径、修身路径作为一整体来考察的话，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走极端，兼顾两头，商儒兼业，中西兼习，儒道兼修。这一特点，在他的生活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如上文已经述及的聚财兼顾散财，结交朋友，兼顾故乡（广东人）与他乡（江浙人），为人处世兼顾义利，也兼顾原则与人情。对于后者，有一典型的例证。他对于康有为激进变法的那一套主张不赞成，有原则分歧，曾明确地对康有为作了表示。但是，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遭到追捕，其亲属被人接到澳门避难，郑观应“念其救国之心，罹此重祸，甚可扼腕”，特地汇洋100元，供康亲属日用。

郑观应所处的转型时代，是一个旧的秩序逐渐破坏、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并且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所感悟的人，在事功发展、治学、修身方面，都会用自己的理性来审视一切，从而作出自己的抉择。郑观应是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敏锐感悟的人，所以，他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虚心学习，潜心思索。他的一部分知识、一部分原则、一部分价值观念来源于中国文化，另一部分来源于西方，对于事功发展、治学、修身诸方面的大关节处，他都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郑观应以他的大聪明，恰当地处理了这些转型时代的矛盾，成功地书写了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对此，郑观应没有总结过，但有过类似的表达。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写了一段隐然以通才自况的话：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

这其实可以看作是郑观应对自己行事哲学的自述，即综核古今，融合中西，洞悉利弊，统筹全局，斟酌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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